【專題探索】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文化爭議
黃富娟 (2006/06/05) 《台經月刊第29卷第6期》
文化作為一種商品的探討
文化商品與服務貿易(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是否作為自由貿易協定承諾開放項目之一，在國際上引發不少爭議。
文化商品攸關文本的產製(context as text)，而文本蘊涵豐富表徵，具有影響思想的能力，因而被認為是“社會意義再生產”（注1）的機制之一。然而，是否文化商品與服務之產製與流通的開放，必然衝擊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的保存？為此，文化貿易經常淪為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辯論焦點，也是目前承諾開放幅度最低的項目之一。
貿易協定將文化商品與服務視為是一般消費商品的私有財。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受到法國為首國家引用「文化例外」（注2），(cultural exception)的挑戰。文化與貿易的爭論點來自於文化商品包含有形(tangible)商品，並傳載著無形的(intangible)符號、表徵或意義。而後者的影響則類似於所謂的公共財的性質。
更確切地說，文化商品具有類似於公共財的非排他與非競爭性，因此其消費不似私有財一般，僅將效益侷限於消費者本身（注3）。文化社會學者認為，文化商品包含多重價值結構，除了普遍存在於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外，同時蘊涵象徵性的意義，因此其消費將傳載著社會文化的符號、意義，甚至是政治社會意識。因而，文化商品的“價值”內含文本詮釋，與商品市場的“價格”存在落差（注4），無法單純看待。
而文化商品經常透過消費者體驗而來的公眾宣導(public discourse circulate)，而產生巨大的迴響，而其效益又將強化符號與象徵意義，進而改變、創造或建構價值體系。因此，文化商品具有社會再生產的功能，不能單純視為社會結構的附屬品，而是架構生成的因素來看待。
然而，文化商品是否必然衝擊標的市場？這可以從市場機制來看。文化商品是一種高風險產業，由於生產的固定成本高、再製成本低，因此生產者傾向以量產來進行擴張，以平衡成本。這樣的市場機制，配合數位科技的傳播以及媒體法規的解禁，造就了大者恆大的市場法則，以及隨著商品週期縮短而衍生的持續性市場擴張需求，因而衝擊原有的市場結構（注5）。而這樣的作用很可能衝擊文化認同、危及弱勢文化的生存空間。因此，援引「文化例外」被視為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捍衛行為。
面對文化貿易的質疑與挑戰，有學者指稱文化消費存在著「文化距離」（注6，cultural distance），因此並不必然產生集體認同的轉變。其次，部分懷疑論者認為，文化認同並不依循政治疆界的分布而來，而擁有相同文化歸屬感的一群人，經常是散布在不同政治實體內 （注7，Collins, 1991:231）。因此，「文化距離」作為消費文化的助力或阻力，仍須視消費社會的差異而定，無法一概而論。儘管如此，人們將可能因為持續接收媒體傳載的符號與意義，進而對其產生親近感，並由逐漸可以識別符號，轉為開始消費符號。然而，是否量變必然導致質變，又是另一個爭議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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