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改善亞太區域性別落差之挑戰
陳文彬 (2020/01/09) 《台經月刊第43卷第1期》
二次大戰後性別平權議題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關注議題主要大部分集中於婦女在經濟的地位，也因此世界經濟論壇在2006年開始以「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量測各國性別不平等的狀況指數，其中有四大指數：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政治參與、健康與生存。在世界經濟論壇提出性別落差指數後，建立了全球討論落差議題的量化依據。而由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出版的《全球性別落差報告》亦強調女性的經濟角色，其提及女性是國家或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元素，不僅僅是女性所代表的消費力量，還有在國家或企業中所扮演的溝通及領導角色，所以女性賦權(empowerment)所需的成本可以被視為對競爭力的長期投資。雖然以當前的情況來看，政治參與不僅是最不平等的面向，也是各國之間差異最大的項目，但由於政治參與涉及國家內部政治問題，較難透過普遍性倡議提升，因此當前討論性別落差主要聚焦經濟參與的機會，以及相關的教育問題。
在經濟參與和機會中，勞動參與率、薪資公平性、工作所得是較常提及的問題，特別是在1970年代之後，教育的普及和經濟的發展使得女性的職業範圍變得更廣，許多女性開始參與原本被男性主導的工作，但從數據來看，還是會發現男女之間的薪資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以美國為例，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的數據顯示，全職工作者中女性平均只得到男性77%的薪資。即使過濾掉教育程度和職位不同的差異，女性仍只能拿到91%的薪水。另外因為女性受到家庭社會期待，使得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偏低。以日本為例，在安倍推動「女力經濟」政策前，日本女性就業率只有66%，遠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值。而且日本工作女性中有近60%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這些女性在工作中大多無法獲得公平的工資或社會保障福利。因此如何解決勞動參與率偏低與薪資公平性問題，成為當前回應性別落差的重要課題。
除經濟參與和薪資之外，教育議題也是性別平等的重要議題，因為教育問題同時也影響經濟參與的機會，在美國女性的教育程度早已超越男性，但女性所得的薪資仍然不及同等學歷、甚至較低學歷男性的薪資。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家卡內維爾(Anthony P. Carnevale)在《時代》(Time)雜誌投書分析：會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在於女性在大專教育時大多數選擇畢業後經濟參與機會較低的領域。她們通常就讀教育、心理、社工等，而非未來前景較為優越的電腦或工程科系。因此，如何在教育上提供予女性更均等的機會，亦是弭平性落差的重要因素。
針對亞太區域性別落差在經濟面向上的發展，本文擬先說明全球與本區域相關討論的主要歷史脈絡，其次從上述脈絡中檢視區域性別落差的現況，最後則歸結到亞太地區在處理性別落差時所面對的困境與當前策略。
全球及亞太區域對性別落差的討論進程
性別平權議題在全球的探討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自1945年在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起，聯合國即承諾促進婦女地位，1946年在經濟社會理事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下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以下稱婦女委員會）。婦女委員會成立後著手從事龐大的研究與民意調查，藉以評估全世界的婦女地位，並蒐集關於婦女法定地位、受教權、工作機會以及公民權利的相關資訊。調查發現，婦女受貧窮影響的比例極高，因此婦女地位委員會便著重於婦女在社區和農村發展、農業工作、計劃生育等方面的需求，以及科技對婦女的影響。婦女委員會也鼓勵聯合國擴大提升婦女地位的技術援助，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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