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出口不振，消費疲弱，民間投資乏力，以致經濟成長低迷。台灣經濟的成長主要是靠出口來帶動，但因全球經濟復甦力道薄弱，導致我國出口喪失動能，進而使民間投資和國內消費受到不利影響。尤其是因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使中國出口成長大幅趨緩，經濟結構不得不從出口轉向消費。原本台灣對中國出口，經加工再外銷全球的模式也深受波及。近兩年來中國經濟成長持續走緩，導致對中國高度依賴的我國出口成長低迷，進而影響我國經濟成長。
台灣曾在1980年代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以促使產業在自由、開放、公平及有秩序競爭的環境下持續成長，1980年代末期遂成為令人稱羨的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之一。然進入21世紀以來，在政府部門兢兢業業，戮力以赴之下，台灣經濟表現仍逐漸下滑，固然與這段期間出現多次國內外經濟景氣變動有關，但政府長期施政未能符合全球化的需要，亦大有關係。時隔30年，為突破當前的「悶」經濟，政府才提出全面開放的經濟架構。
多年來，台灣持續推動自由化的努力並沒有中斷，也曾在1990年代致力推動法規鬆綁，但在各部會對經濟自由化未能建立共識的情況下，成效相當有限。直到2002年以先進國家的標準加入WTO，國內市場的開放才達到國際水準。在兩岸未能三通的情勢下，一方面許多台商仍紛紛赴中國投資，持續減少對台灣的投資，另方面台灣也錯失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機會。
為減輕推動全面開放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政府首先從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做起，期能突破當前經濟成長動能不足的瓶頸。自由經濟示範區旨在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大幅度鬆綁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及知識流的各項限制，打造更自由化的經商環境，發揮培育新興產業的力量，以前店後廠的虛擬概念，讓在示範區的廠商可以單純接單，將生產流程移至區外，實現全島自由化、現代化的終極目標。
對於政府部門致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努力應予肯定，對其振興台灣經濟亦應寄予厚望。然而，造成台灣經濟長期低迷，可能涉及到很多交織複雜的政經因素。政府部門要借助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來提振國內經濟，恐怕會遭遇到極大的挑戰。為讓台灣能夠順利走出「悶」經濟的困境，首先必須排除目前存在的障礙，以免成效大打折扣。
WTO杜哈回合貿易談判觸礁而中止，先進會員國紛紛開啟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開發中國家也快速跟進，國際上區域自由貿易區如雨後春筍般急速增加。但我國受制於兩岸政治因素，與他國進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因而受阻，直到2010年兩岸簽署ECFA後，與他國進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才獲得進展。為深化ECFA的效益，兩岸於2013年6月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但在反對黨的杯葛下，服務貿易協議遲遲未獲立法院同意，連帶也影響貨品貿易協議簽署的進度。特別是競爭對手國韓國目前已分別與歐盟、東協、美國（幾乎是全球市場的2/3）完成簽署FTA，在主要國際市場的競爭上，台灣的出口競爭力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
根據前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研究指出，台灣在研發創新上落後韓國許多，是造成每人GDP落後韓國的主要因素。近期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開復亦提及，政府無法解決創業者的困境，是台灣最大的危機。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權貝恩資本公司前董事長艾德華．康諾(Edward Conard)也表示，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要成長，需要投資於無形的智慧資本、人才和專業知識上的創新。研發創新的確是產業競爭力最有力的基礎，也唯有在健全的創業體系裡，這些智慧資本，才能延續、存活、壯大。從2013年對中國出口成長的表現來看，台灣遠不如韓國，更突顯出台灣產業競爭力逐年下降，這確實與在FTA和研發創新上落後競爭對手國有密切關係。
20年來在高教政策鬆綁下，國內大學及獨立學院家數大幅擴增，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的人數也急速增加，理應厚實台灣經濟的人力資本，增強台灣產業競爭力。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產學嚴重脫節，企業感嘆找不到所需人才，而高學歷者也未必容易找到工作。政府雖然增加高等教育支出，並培養大量的高學歷人才，但顯然沒有轉化成為經濟成長的動能，反而是造成國內薪資不漲的元凶之一。
在民間投資動能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原本可以藉由增加公共投資，彌補投資缺口，讓經濟可以順利成長。但是從1989年以來，政府財政赤字就一直未見改善，政黨之間利用選舉，競相承諾減稅與增加社會福利，於是歲出增加快於歲入，政府則以舉債來填補支出缺口。結果，政府舉債規模逐年擴大，已逼近舉債上限。由於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排擠了經濟發展支出，政府能夠編列公共建設的預算受限，無法在民間投資不足的情況下，發揮增加公共投資，以提振經濟的功能。
台灣已邁入戰後嬰兒潮屆齡退休的時代，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數也將於2015年達到最高峰，之後會持續下降。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2012年74.2%之最高峰持續下降。2016年扶老比也將首度超過扶幼比。由於人口老化現象愈來愈嚴重，不僅對今後國家競爭力不利，財政改革也將愈來愈吃力。即使不擔心不久的未來必須提高舉債上限，也應正視今後愈來愈龐大的潛藏債務對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因為年金改革勢必提高費率，降低退休給付，對未來所得及消費的影響絕對不能輕忽。
政府為走出「悶」經濟，將大幅度鬆綁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及知識流等各項限制，以利釋放出民間靈活的創造力。這些法規鬆綁，必須經過立法院同意，因此立法部門的議事效率，也攸關政府的執行效率。從近期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未能盡速立法，也可窺知一二。由於朝野長期對立，使台灣社會凝聚力逐年流失，不但立法品質不斷下降，更嚴重妨害政府效能，這些年來非經濟因素似乎已開始危及台灣產業的長期競爭力。台灣製造業和服務業目前亟需轉型升級，提升行政效率和立法議事效率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