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際上最為熱門的財經訊息無非就是國際油價，國際原油價格的不斷上漲，在10月19日紐約輕原油期貨交易市場，盤中價格一度突破90美元，來到每桶90.07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分析家甚至指出，由於土耳其和伊拉克的緊張情勢，以及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強勁，未來甚至有可能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事實上，油價的高漲趨勢不但十分明確，也是全球能源經濟學家共同的看法，此一局勢除衝擊我國經濟發展，對物價上漲形成龐大壓力之外，更將對我國的財政造成極大負擔，這絕非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事實。但是無論我們喜歡接受與否，高油價、高能源價格時代已然來臨，我們唯有正視並因應此一課題。但在10月1日最近一次的油價調整結果中，經濟部陳瑞隆部長表示：「考慮油價上漲會帶動新一波民生物資調漲，衝擊弱勢族群和艱苦產業，桶裝瓦斯和燃料油都將不予調整；而電價在最近三個月內，也就是到年底都不考慮檢討調整。」由此可見，政府似乎僅從物價水準與經濟成長的衝擊來看待這一波國際油價的上漲，並以燃料油、電價都未跟進調漲，以顯示政府穩定物價的決心。事實上，對於能源價格訂定的辯論已在國內進行多年了，且大家都已經有所共識，即是價格補貼的政策，除了短暫的壓抑能源價格的上漲，進而形成對部分高耗能產業的補貼之外，實在看不出有其他積極的意義，所以看到這樣的訊息，對於政府的能源價格政策我們不免要感到憂心。
基本上，我們並不反對能源價格的訂定必須顧及社會民生以及弱勢族群的需求，但是我們認為應該在能源價格的結構上要做一些設計，利用比較好的價格結構來同時達成照顧弱勢與合理能源的要求。但是，如果以不調整電價、油價來扶植所謂的「艱苦產業」，我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為這樣除了更不利於節約能源的執行與產業結構的調整之外，更對社會其他的民眾不公平。同時，這樣的作法也完全忽視了能源價格在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也忽略了「燃料油、電價都未跟進調漲」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們能否承受。
如果從學理來探討，能源價格的角色是多重面向的。首先，在經濟層面，若能源使用為最終消費用途，則其價格將影響民眾的生活支出；若能源使用為生產要素用途，其價格水準即構成使用者的生產成本。能源的使用成本與使用效率共同決定產業的競爭力，進而影響到產業結構的發展。其次，在能源層面，能源價格影響能源的使用種類及數量，以及決定能源種類的替代關係，進而影響新的以及再生能源的發展。最後在環境層面，能源價格影響能源的使用效率與溫室氣體的減排效果。所以我們如果是在追求經濟、能源、環境的均衡發展，即所謂的「3E均衡」，此時建構合理的能源價格體系，將會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而「合理能源價格」其意涵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價格是導引經濟活動與資源分配的訊號。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機制將能引導市場達到生產與分配的效率性。可是能源市場可能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導致價格機制無法引導市場達到經濟的效率性。尤其國內油品、電力市場多屬於寡占或獨占市場，市場失靈問題是存在的，政府的干預是在調整修正市場失靈的結果。但就現行政府干預的結果往往是更為加深市場失靈，使得市場的無效率更為惡化，其干預方向似乎有待商榷。
就以我們積極推動的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生產力為例，節約能源能否成功，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能否提供用戶足夠的誘因。由於在進行節約能源的同時，往往須付出設備的調整或更新的成本，但在低廉能源價格之下進行節約能源的成本，很可能高於能源節省所帶來的好處，也就是說，能源價格如果不合理，根本不能發揮其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事實上，近年來我國能源生產力指標持續惡化，95年是111.8元／公升油當量，比94年的108.8元／公升油當量提高一些，但卻比86年的116.9元足足下降了5元。然而，同時期的國際油價卻是由86年的17美元／桶急速上漲至56美元／桶，上漲了2.29倍，顯示台灣這幾年的能源使用效率非但沒有隨國際油價上升而提高，反而在國際油價大幅上升之際能源使用效率卻是降低，這種不合常理的發展，正是我們之所以如此憂心的原因。由此也可以顯示出，我國現行的能源價格不但不能有效的反應能源成本，也因為無法反應成本，使能源價格無從發揮其最重要的資源配置功能，因此自不利於節約能源政策的推行，但更嚴重的卻是形成了低所得族群（民眾）補貼高所得族群（企業）的不合理現象。這些問題所形成的後遺症，其實是十分嚴重的，不但造成了國內能源資源的浪費與錯置，更對於社會的公平與合理形成打擊，同時也與能源事業自由化的政策目標相背離。
因此，在能源價格高漲的時代，我們呼籲政府必須嚴肅的看待此一問題，慎重的去思考國家長遠的能源價格訂定方式與管制機制，而不可以為不漲價即是對於全國人民的照顧與對經濟發展的助力。平心而論，政府部門對於能源價格調整的疑慮，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它顯示了政府對於社會大眾民生問題的關心。但我們也期盼政府應該進一步的去思索這個問題的內涵與本質，以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以電價為例，拉大用電級距之間的電價差異，對於用電量較少的部分不要漲價甚至給予電價優惠，來減輕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電費支出；但對於非基本生活所需部分的用電，則應該充分反應真正的供電成本，以使電力資源得到最好的運用。尤其是工業用電價格，不應存在扶植產業發展的思維，而是由企業界以節約能源、提升效率的方式來因應電價的上升，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如此不但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之外，同時也能促使能源的有效利用，可說是兩權兼顧的辦法。因此，我們必須再次呼籲，在現今高能源價格的時代，能源價格合理化是我們因應當前嚴峻挑戰的唯一選項，政府應該以更寬廣的心去看待這個課題，不應再陷入以低廉能源價格來協助企業發展與照顧社會民生的迷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