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費利曼的教育基礎
施建生 (2007/10/11) 《台經月刊第30卷第10期》
一般都認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現代經濟學的鼻祖，那麼費利曼(Milton Friedman)就可以說是他在20世紀的最傑出的弟子。
在亞當斯密看來，一個社會如能在自由競爭的架構之下，由各人都發揮其追求自利的天性，從事經濟活動是能產生最宏著之效果的。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不需要利他主義的鼓舞，因為其對於財富的創造與其他需要的滿足都沒有利己主義那樣可靠，那樣具有雄厚的力量，更何況利他是罕見的人性，而利己則與生而俱來的。所以亞當斯密對政府的獻策是不要干預人民的經濟活動，聽其自由的運作。所謂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這就是他所要傳輸的經濟主旨。
費利曼的重大貢獻是在於20世紀三○年代，現代經濟發生空前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自由企業制度之存在都已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仍能指出亞當斯密所宣揚的自由經濟的意旨還具有充沛的生命力。我們只要研擬出許多靈巧的方法，利用自利與巿場力量去圖謀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就可以了。這時與他同代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已改弦易轍，認為應由政府出面協助，以改善經濟操作，並增進社會福祉。費利曼這種對於經濟自由理念的篤信，以及其認為此種理念仍適用於一個高度工業化的，而且富有組織性的社會的雄健辯護，就使他成為美國與其他各國之企業界人士所最欽仰的經濟學家。在他們心目中他是一位英雄。但費利曼卻不僅僅是亞當斯密的再生。亞當斯密從事著述時，是當英國產業階級正在興起，以抵制封建威權之約束，而求自己的解放時，他所憂慮的是產業利益與其可能形成的以消費大眾為犧牲的壟斷趨勢，而費利曼卻當產業階級已居於主宰地位之後而成為他們的辯護者。二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是迥然而異的。
儘管費利曼是如此的為產業階級而辯護，他自己的出身卻非常寒微。他父母都是在15歲左右於1880年代分別從東歐移民到美國的貧窮猶太人。那個地方稱為Carpatho-Ruttenia，當時是屬於奧匈帝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改為捷克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改屬蘇聯，1991年蘇聯瓦解後則為烏克蘭屬地。他倆帶到美國去的「只有一雙手與一張口」（Milton Friedman, M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 in Wilih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ed., Lives for the Laureates : Seven Nobel Economis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p80，此書嗣後簡稱My Evo-lution）。到美國後二人相識而後結婚。他母親一到美國就找到一個在「汗水工廠」(sweatshop)裡的縫紉工作。「汗水工廠」的名聲一向很惡劣，都認為是一待遇低微，工作辛苦的剝削勞工的場所。但據費利曼說，他母親對此工作從無怨言。她認為這不但可以使她維生，而且還可使有機會學習英文與適應新的國家。他父親則一直是自行經營一些小生意。（Milton &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8, p.20，此書嗣後簡稱Two Lucky People）
費氏是於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他之前還有二位姊姊。到13個月大的時候，他家就從紐約的布魯克林(Brooklyn)搬到赫德貞河(Hudson)對面的一個叫Rahway的小工業城，這已屬另一新澤西(New Jersey)州了，與紐約僅有20英里的距離。他父母在那邊開了一間小布匹雜貨店，由母親經理，父親則仍每天往紐約從事一種他自稱為jobber的工作，到晚間再回到家裡來。費利曼說他不知何謂jobber，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這就是他沒有賺得多少錢。」（見上注書，pp.21）不過，那間小店則尚足以維持一家的生計。到他15歲時，父親就逝世了，此後一家四口就完全依賴母親一人辛勞撐持。
費氏在中小學階段，成績都非常優異。在中學階段遇到一位教公民的老師，同時亦兼教數學，極為精彩，使他從此對於數學特別感到有研習的興趣。他亦參加一些課外活動，曾代表學校參加「紐約時報」所舉辦討論憲法的講演比賽，而獲優勝。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刊載於大報中。同時，他也很喜歡閱讀各種書籍，當地的圖書館所有的藏書幾乎都被他看過。他認為這對於他的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與他所進的學校所扮演的同樣的重要。他也曾受過一種宗教訓練，但當他13歲時，就認為宗教是沒有意義的，不再發生興趣，最後則成為一位徹底的不可知論者(agnostis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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