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中國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
于宏源（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2009/09/05) 《台經月刊第32卷第9期》
奧蘭．楊(Oran Young)提出，「國際制度只有在相關議題發生危機的時候，才可能達成契約式的互動，才可能產生各國重視和接受制度安排（注1）。」國際氣候變化制度是在氣候威脅挑戰加劇情況下不斷發展的。2007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更明確將氣溫上升2℃設定為全球環境惡化的臨界值，超越此一臨界值，則全球會進入危險狀態。從1990~2100年全球氣溫將會升高1.4~5.8℃，屆時海平面將大幅上升，包括上海在內的眾多城市將被大海淹沒，人類生存將受到嚴重侵害。有鑑於此，全球氣候變化推動各國災害和利益不斷融合和碰撞的趨勢，以及與之同步發展的全球制度化建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認為環境問題關係到中國能否有效應對和解決大規模人口遷徙、主要社會壓力、潛在經濟和衛生災難，李侃如強調中國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來應對全球環境災難（注2）。在基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建立的多邊環境治理體系下，中國大陸的參與恰恰能說明中國對全球治理構建的重要性，亦能為全球氣候變化危機梳理新的思路。
氣候變化國際制度發展
在所有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中，氣候變暖問題最複雜也最具有不確定性，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影響也最大（注3）。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氣候變化問題已經由一個科學問題，逐漸變成了一個事關中國大陸經濟、外交、能源、環境等利益的綜合性問題。遏制氣候變暖國際制度建設的過程也歷經了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92年之前）中心是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開放簽署和執行機構的運作。第二階段（1992~1997年）的重點是1997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第三階段（1997~2005年）國際合作制度建設集中在建立《京都議定書》的「國際遵約制度」。第四階段（2005年之後）也被稱為後京都議定書階段。各國如何承擔2012年之後的減排義務是這一階段的焦點。目前有兩種發展趨向：一種是繼續延續議定書的模式，發達國家有量化的減排指標，發展中國家沒有指標；另一種趨向是發展中國家也要逐漸承擔指標。2005年後京都進程啟動雙軌談判制度：一是發達國家2012年之後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義務，二是氣候變化的長期合作行動進行談判對話。2005年蒙特利爾和2006年奈洛比氣候變化會議上，發達國家缺乏中期減排的政治意願，導致後京都進程進展緩慢。2007年在科學家（注4）和政治家的共同推動下，氣候變化成為八國峰會、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等國際多邊平台上的重點議題，國際社會達成通向哥本哈根進程的「巴里島路線圖」，它強調所有發達國家締約方都要履行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溫室氣體減排責任，並在兩年後的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全球性共識。
氣候外交、碳排放責任、共同但有區別、技術轉移、資金援助、哥本哈根會議、巴里島路線圖、發展中國家、能源密集度、國際制度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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