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貨幣穩定的途徑
施建生 (2008/07/05) 《台經月刊第31卷第7期》
早在1948年費利曼(Milton Friedman)就認為欲謀求經濟穩定即須同時從貨幣與財政二方面提出適當措施,方克有濟。於是他就寫了一篇稱為「謀求經濟穩定的貨幣與財政結構」(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的論文。一開始他就主張「(1)政府必須為競爭狀態創備一個貨幣結構,因為這種競爭狀態不會自行產生的。(2)這一貨幣結構應在『法治』之下運作,不能聽任行政人員之自由處理的權威。」(Milton Friedman, 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8, p.246)接著他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限制聯邦準備制度(美國中央銀行)對於貨幣供給的權力,減少政府以變動其支出的方式去推行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所有政府支出所需之款項必須以課稅或對銀行銷售無利率之債券的方式而籌取,貨幣數量的變動應反映政府預算之赤字與盈餘,預算赤字表示貨幣數量之增加,預算盈餘則表示貨幣之減少等等。他相信這些措施的推行可以有助於經濟穩定的創立與通貨膨脹的制止。(同上注文,pp.247~252)
到了1959年,他經過對貨幣問題,特別是對美國貨幣史作了十多年之專心研究後,使他更相信貨幣的因素對於經濟活動之影響的重要性,乃有「貨幣穩定的綱領」(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一書出版。他發覺每次經濟發生嚴重波動都脫離不了貨幣數量變動的關係,貨幣的變動幾乎是肇致經濟波動的來源,而不是經濟波動所引起的後果。(Milton 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0, pp.22~23)因此,如何處理貨幣事務使之達成穩定自為當前重要的課題。
對於這一課題的解答,費利曼提到他的老師沙門斯(Henry Simons)的一篇論文「在貨幣政策中之規則與主持者之權柄的選擇」(Rules vesus Authorities in Monetary Policy),其中提出二種不同的答案:一種是具體地提出一個概括性的目標,然後授貨幣當局以龐大權力,由他們運用自己的權衡以達成之。另一種是事前先訂定一個眾所週知的規則,責成貨幣當局遵照實施。(同上注書,p.84)實際上,美國過去都採取前一種辦法,將全國所有貨幣事務都交由聯邦準備制度全權處理,以達成全國經濟之穩定成長的目的。但其過去所表現的成績則不佳。費利曼曾這樣說:「聯邦準備制度自成立以來即一直宣示要使用它的力量去增進經濟穩定。但是它的記錄卻不能支持這種宣示。相反的,聯邦準備制度一直就是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聯邦準備制度讓貨幣數量從1929年到1933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使1929年所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轉變成一場重大的災難,是要負全責的,儘管當時它保有充分的權力可以阻止這種減縮。
「近年來聯邦準備制度在1967年與1968年間將貨幣數量增加得太急劇了,以致促成通貨膨脹的加速,到了1969年與1970年前七個月則又將煞車踩得太猛烈了。聯邦準備制度的官員常會在事後承認錯誤……並表示將來的操作會加以改善。但是同樣的錯誤則會一再發生。
「我們的結論是當前迫切的需要是阻止聯邦準備制度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根源。」(Milton Friedman, "The Case for a Monetary Rule", i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Open Count Publishing Company, La Salle, Illinois, 1975, pp.77~8)
那麼又如何能辦到這一點呢?費氏接著就這樣說:「經濟研究已建立了二個命題:(1)在任何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貨幣數量、國民所得與物價之間都保持一種密切的經常可以預測的關係。(2)這種關係在月與月之間,或季與季之間,甚至年與年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就要鬆弛得多了,特別是貨幣變動要對於經濟發生影響則須經歷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種時間延緩的本身就是非常易變的,常常不可捉摸的。
「第一個命題的意思是在長期間要維持一個穩定的物價水準自須有一個與產量之平均成長率相等的貨幣數量增加率。
「第二個命題的意思是任何想要利用貨幣政策去細致調節景氣變動之所謂「微調」(fine Tuning)的企圖可能只會引起新的不穩定,實際上所發生的也確是如此。」(同上注書,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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