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費利曼的中國之旅（下）
施建生 (2008/12/05) 《台經月刊第31卷第12期》
二、1988年再次訪華
到1988年費利曼之所以能有第二次訪華機會是由於幾個巧合的因素所造成的，一是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女士曾於1987年邀他前往參訪，二是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與復旦大學共同發起要在上海開一討論「中國經濟改革：問題與展望」(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的會議而邀其參加。卡托研究所是美國一個主要的由自由至上主義者所組成的研究機構。三是蒙柏崙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也要在那一時節在日本召開年會。接著由於他知道他過去的學生現在是朋友的張五常(Steve Cheung)屆時也要參加卡托的集會，張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他就寫信給張問他可否為他的復旦之行擬一行程，張當即同意並願於會後陪他作其他各地之遊。這樣他與夫人就於1988年9月10日由大阪到達上海，於9月22日離西安赴香港，在那邊住了七天，而於9月29日返舊金山。這19天中就沒有片刻虛度，收獲甚為豐富。
首先要提到的是在9月11日由復旦大學與上海巿共產黨的書記共請的午宴中遇到主人之一的江澤民。謝校長是物理學家，曾獲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博士學位。當時她並不多發言，江澤民則非常健談。他顯然自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他能講一些英語，但大部分的討論都通過傳譯。餐會中還有一些復旦及其他人員，因為有校長與江在座，他們都沉默寡言，結果就形成江與費二人的討論。費氏當時提到私有化與自由巿場的重要性，主張一次完成澈底的自由化。江氏則不斷地說有政治上的困難。他雖沒有明說這種困難是什麼，但可以瞭解到這與他自己的職位有關。如果真要這樣做就會影響他的職位。
另一件事是當他們由餐會回到旅館後就發現有一位曾與他通信的女學生已在旅館中等他，說是要想參加卡托的講演會但無門票，可否請他幫忙。他就打電話給張五常要他前來處理。張來了後就一口答應，門票沒有問題，張發覺她是一位約20歲的廈門大學的學生，正在翻譯費氏的著作。這次來滬是花了她所僅有100元的儲蓄乘火車而成行的。他感到一個青年有這樣求上進的精神與決心，是中國的希望，他即為她與費氏合照了一張照片，並堅持要她接受他贈送她回途的旅費。
第二天到復旦講演，他被介紹為復旦的榮譽教授，向坐滿400餘人的禮堂直接以英文與他們交流。從學生對於講詞之關注情態與後來所提出之問題中可以看出他們是能聽懂的。他在講詞中特別提出他們要改進他們的景況，只要照著近年來香港、南韓與台灣的作法去從事，就可達成目標。這幾個地區已表現出如何能於短短30年間就達成了過去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要花200年的期間才能達成的成果。這是由於她們能運用那些國家的經驗，並利用她們的資本巿場與技術。他強調吸收知識與個人創始精神之發揮的重要，以及通過巿場從事自願合作的效能。同時，他在講演與接著的討論中都指出當前中國所面對的最重大的問題，是如何制止加速中的通貨膨脹。他發現這群青年要比1980年時所遇到的更為活潑更有豐富的知識，尤其是他們的英文程度已遠勝過去的青年，足見學習英文已成為一種強烈的意願。
至於卡托研究所的集會則在開始的前晚先舉行一場宴會，人數不多，他在宴會中就再度遇到了汪道涵，這時他已不是副巿長，但顯然仍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後來汪氏且再為他們安排另一宴會，又讓他們嚐到大閘蟹。
他在會上所作的講演題為「借重巿場功能推動社會發展(Using Mark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他在作結論時曾這樣說：「將指令經濟私有化有較好的也有較壞的方法，但沒有一個奇妙的公式可以毫無痛苦地將一個指令的轉為一個自願交易的經濟。儘管如此，如果這種轉變能夠成功，那麼，可能發生的潛在報酬就非常之大，這時過渡時期所付的代價就毫不足道了。這要歸功於中國現在的領袖們，他們能體認到潛在的利益超過了過渡的成本，他們就認真地去從事這種過渡時期的努力。中國人民是這一成功之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受到利益。和平與廣泛之繁榮是世界上使用自願合作作為組織經濟活動之主要工具的終極目的。」（同上注書，pp.535~ 540）
費利曼、中國經濟改革、自由市場、私有化、江澤民、趙紫陽、一國兩制、香港回歸、經濟自由、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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