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自2006年7月24日宣布暫停後，至今已停頓逾半年之久。不可諱言，此次談判暫停係杜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繼2003年坎昆部長會議之後的第二次挫敗，對WTO之聲望與威信影響甚大，何時可以全面恢復談判，預計今年將是最大的關鍵。其重要原因之一不外乎，今年美國國會是否會同意繼續延長7月即將到期的美國貿易授權法(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這將影響美國和世界各國持續磋商談判的權限，因為去年11月7日美國國會期中選舉過後，民主黨於參眾兩院皆成為多數黨，保守的民主黨可能加深美國行政部門要求國會延長談判授權期限的難度。
去年談判暫停之後，各區域、集團皆不願輕言放棄，彼此間仍積極地召開協商會議以求補救，亞太經合會(APEC)更於11月的領袖會議中發表聲明，表達強烈支持WTO復談的決心。儘管WTO談判活動已暫停，但屬於技術性的基礎工作仍持續運作著，加上各團體的表態支持，WTO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即在去年11月底宣布不妨先恢復技術性談判，並授權各談判機構主席可基於職權適時召開諮商會議，稱之為「軟性復談」(soft resumption)，以之作為未來全面復談的先行準備，並期待最快可在今年第一季就恢復正式的全面談判。
儘管有各界的努力與期待，但鑒於以往會員對於談判的態度多僅是口頭表示，而實際作為並不多的情況下，除非真正影響推動甚至復談的各項立場之歧見能發生重大轉變，否則彼此堅持己見與要求對方增加彈性的作法，必然使WTO的前途更形坎坷。
實際上，自2002年杜哈回合談判展開以來，原本預計於2005年完成的新回合談判，談判進程一路走來步履蹣跚，數度錯過預計完成談判的時間。如2003年坎昆部長會議受到農業議題與新加坡議題影響，因各方陣營立場差距過大，導致談判破裂，爾後透過不斷的協商，才勉強在2004年8月1日凌晨的總理事會會議中通過「七月套案」，讓杜哈回合回到正軌。而2005年的香港部長會議再次設定談判時程表，原訂2006年4月底先建立減讓模式，年底順利完成所有談判工作，卻同樣在各方歧見無法拉近下又落空，2006年7月24日秘書長拉米在貿易談判委員會中只能決定無限期暫停杜哈回合談判。
杜哈談判如此地不順利，關鍵一直繫在核心的G6成員（美國、歐盟、澳洲、日本、巴西、印度)身上，他們無法解開三角議題─即農產品關稅調降、農業國內補貼削減，以及非農產品市場進入議題（即工業與漁產品關稅調降）的相互牽制，各國立場歧異導致談判遲遲無法出現明顯進展。
這次談判暫停雖引起各方關切，WTO秘書長拉米也一直呼籲停止的後果，將會是全球的損失，尤其對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相當不利，其中開發中國家（多為農產品大宗出口國）和貧窮國家將受創最重，世界銀行在2005年即作出評估，若全球貿易得以進一步自由化，約可創造出價值2,870億美元的利益，開發中國家則能從中獲益860億美元，此外，還可協助6,600萬貧窮人口脫離困境。但是這些經濟利益的實現，也將因談判暫停而顯得遙遙無期。
WTO談判停滯除了對世界影響深遠，身為WTO一分子的台灣，蒙受其害的程度卻不亞於其他國家，若是長期性暫停（超過一年）或導致最終未能達成協議，則勢必增加台灣未來經貿發展上的壓力。其中最大的理由就在於：各國為了降低談判失敗的負面衝擊，勢將加速推動雙邊與區域貿易協定如自由貿易協定(FTA)，這對於外交處境艱困的我國言相當不利。基於我國對外布局與整體性考量，既有的WTO一直是台灣最倚重的國際經貿舞台，尤其台灣身為第16大貿易強國，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達60%之多，貿易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整體而言，除非台灣有更好的雙邊或區域途徑，否則目前看來似乎唯有WTO談判成功，才能確保台灣在全球貿易下受惠。
其次，台灣將受到的負面衝擊還包括，當初為了加入WTO時所承諾的市場開放程度已遠高於其他會員體，如果本回合談判無法調整各國的承諾水準，並要求其他會員國更加開放市場，則台灣將持續喪失公平競爭的機會。況且，市場開放時間若進一步延宕下去，恐將加劇各國間貿易衝突趨勢的疑慮，未來提出爭端解決之案件數量將可能增加。而台灣雖已入會五年，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參與卻一直是台灣的弱點，除凸顯台灣欠缺國際貿易法律人才的問題，台灣目前在這個領域不但無法與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相比，甚至還落後在印度、巴西、韓國、泰國等開發中國家。
可見，此次WTO杜哈回合談判的暫停，不止對全球自由貿易不利，對台灣更增添新的挑戰與不確定性。最近雖然瑞士利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舉行年會的時機，在1月27日召開了WTO非正式部長會議，期望看到復談的契機。但由會議結果及目前情勢看來，何時恢復杜哈談判仍無法確定。面對如此不確定的情勢，台灣除持續參與WTO並關注其發展外，也應及早思考綢繆因應杜哈談判長期停滯或破局對台灣的衝擊。積極面更應運用APEC推動亞太區域的自由化與FTA/RTA的透明化與開放性（即所謂的「最佳範例」），以弱化FTA的歧視性效果。而且，在台灣對洽簽FTA不易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運用其他各國簽署的FTA靈活布局台商對外投資，以化危機為轉機更是當務之急。只是，不論簽署FTA情況如何，產業本身之競爭力強弱才是角逐全球市場的重要因素，倘若競爭力不強，與他國洽簽FTA，不僅無法進入他國市場，反而使自己市場洞開，是以提升產業競爭力、企業全球化實力，以及持續協助廠商在相對優勢區域布局，將是台灣面對經貿自由化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