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下之科技發展規劃——論科技前瞻與決策支援系統
孫智麗 (2012/03/07) 《台經月刊第35卷第3期》
前言
我國隨著傳統資本累積時代演進至知識經濟時代，科技推動的思維模式從「技術導向」逐漸轉型為「需求導向」，而市場競爭的邏輯也從「效率」轉型為「創新」。為因應科技發展模式的變化，創新的科技發展不侷限於在既定技術領域範疇內追求技術提升，而以更具有彈性、且建構在跨界整合的基礎尋求新的突破。在強調「知識創造、擴散與應用」的知識經濟時代，更突顯出知識、產業與社會人文的結合。政府的功能也需隨之調整，從過去不斷深化既有技術之模式，轉為積極建構能激發跨領域知識交流與重組之新環境。在此種趨勢下，如何以有限的政府資源，有效規劃國家科技發展重點方向，以及形成推動全國科技發展的目標，成為各國政府極重要的政策議題。而各國政府陸續推動科技決策架構之組織再造方案，已逐漸突破龐大科層架構之行政壁壘。因此，以有機式之開放性網絡組織來支援愈趨複雜且變化快速之科技決策系統，已被廣泛討論與陸續採納（柯承恩等，2011）。
相形之下，我國科技政策發展系統也面臨極大挑戰，概因科技發展之目標設定、資源配置、配套措施與管考回饋之政策循環中存在若干缺口，使得科技投入至整體國家競爭力的銜接存在諸多可改善的空間。而檢視我國科技政策方向，科技政策分散於不同機構及不同會議之結論，包括全國科技會議、行政院科技會報、國科會委員會議、科技顧問會議、產業科技策略會議等，更遑論不定期召開之特定國是會議，如全國能源會議等。其中國科會依據科技基本法，每四年召開的全國科技會議，係為我國科技政策中程綱要計畫之重要依據。然而歷屆全國科技會議參與規模雖大，惟議題討論、整體籌備時間與過程仍嫌倉促，較難發揮整合效益；議題面也欠缺長期願景、目標之導引，導致每次會議必須重新思考議題，如此也使議題易淪於對當下重大事件或問題之反應，對過去施政不足之處也欠缺延續性（吳學良等，2009）。
要提升我國科技政策循環之效能，一個重要面向為整合願景前瞻與規劃機制，包括針對國家未來發展、尋找未來競爭之利基點，以及針對現況之問題分析的策略規劃。目前我國科技政策支援系統呈現「頭輕腳重」的狀況，政策形成之前端由於欠缺長期穩定之預算支援，爰在目標設定與科技計畫之審議上知識產生之強度均遠低於後端執行面。也由於缺乏長程目標之導引，導致各部會所轄之科技計畫分歧與政策目標之扣合度不足（柯承恩等，2011）。
有鑑於政策目標設定之科技前瞻已被各國視為科技政策循環前端之重要活動，反視我國多年來雖有若干科技前瞻計畫之進行，欠缺從社經議題思考科技需求所形成的策略規劃及跨領域前瞻活動。基於國內對於前瞻規劃之需求，本文先介紹科技前瞻之定義、內涵與運作程序、國際前瞻經驗；其次，再以「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下之科技發展規劃」為例，運用前瞻活動分析未來科技趨勢與我國發展策略，最後提出對國科會未來改制為科技部後，如何強化科技發展決策支援系統之建議。
科技前瞻之意涵與運作程序
隨著經濟發展迅速、全球競爭的劇烈變遷、科技整合及國際間管制的和緩，全球經濟新面貌逐步重塑。致使創新、科技以及科學研究更臻重要。基於科技創新，Freeman(1987)率先提出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指出藉由公、私部門機構間彼此互動網絡，可因應現階段知識導向的經濟活動，有效進行知識的擴展。然於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和系統性學習(system-wide learning)的成效皆需藉由彼此間互動關係的培養，及互動過程創造的刺激，方能達到知識的累積、激盪與增長(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 1996)，故組織、系統間的連結對國家創新系統運作上之良窳致為關鍵。當這些連結愈頻繁，國家創新系統在學習和創新方面會愈有效率。而科技前瞻(technology foresight)正是達到這目標過程中的一項策略性的政策工具，透過前瞻活動的進行，可強化國家創新系統內之成員互動與學習，使得創新活動能更有效率(Martin and Johnston, 1999)；同時，科技前瞻旨於預測未來基礎科學與技術發展之可能性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並據以建立相對應的科技政策，使研發資源之投入符合社會需求(Grupp and Linstone, 1999)。因此，科技前瞻的範圍非常廣，不只包含科技及其應用，更牽涉到對公共政策及社會利益。有鑑於此，如何藉由科技前瞻的執行，掌握長期科技趨勢的脈絡，並引導科技政策與策略的形成，建構完善的科技基礎建設與有利於創新的發展環境，以提升國民福祉、強化國家競爭力，使經濟與社會獲得最大的效益，為刻不容緩的議題（表1、表2）。
科技前瞻、策略規劃、科技政策、創新系統、跨域整合、政策支援系統、人口高齡化、德菲法、前瞻鑽石模型、科技部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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