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永續發展與暖化問題自20世紀末便受到關注且持續至今，「後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仍在進行中，然而此議題不只聚焦在減少碳排放的問題上，已逐漸擴散到經濟、貿易與投資等相關議題之討論。為了減少碳排放，各國必須努力從產業革新與技術提升等基本層面著手，而非只是制定量化的減碳目標，但也因為涉及廣泛的經貿發展層面，致使減緩暖化的談判工作更加困難。
基於全球各國共同努力應對全球暖化之共識，以先進國家為主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2009年提出「綠色成長策略」，期能以低碳經濟轉型的產業發展計畫來協助減緩全球暖化問題。而在WTO方面，也嘗試推動環境商品與服務(EGS)協定的談判，期能透過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及便捷化的規範，加速環境商品與服務的全球流通性，藉由產業發展與技術轉移來加速減碳工作。
由於氣候暖化與環境變遷是全球性問題，若能以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連結的觀點加以推動產業發展相關計畫，將有助於全球經濟繁榮與產業之提升，也將可達成OECD所提之綠色成長的目標。
近年來APEC即陸續討論綠色成長、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以及環境商品與服務等議題，試圖將亞太地區建構為全球綠色產業的發展範例，藉由綠色成長策略達成APEC創造亞太區域繁榮與發展的目標。
2010年日本主辦APEC會議時，APEC在永續發展的基礎上提出「綠色成長」的倡議；APEC認為：「確保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取得相互協調，以推動全球轉型成為低碳經濟型態」。為此，美國於2011年將環境商品與服務的貿易自由化列為推動「綠色成長」的優先工作之一，促使APEC領袖們決定在2015年底前將EGS的稅率降至5%以下。美國提出此議題的原因在於WTO對EGS已討論多年而未有結論，因此希望改從APEC著手，推動區域性的環境商品降稅計畫，進而作為日後全球工作的基礎。2012年APEC更進一步通過54項環境商品降稅清單，此清單包含了再生能源、環境汙染減量、環境監測與控制及木製品等四大類貨品。
2013年中國從APEC重視公私部門合作的角度，提出成立「環境商品與服務公私部門政策夥伴對話」(PPEGS)機制的構想，希望結合產業觀點來落實與推動EGS自由化與便捷化工作。此外，中國更於2014年提出「建構綠色供應鏈網絡計畫」，此一提案目的在於透過APEC綠色供應鏈合作平台之建立，促進APEC區域內綠色經濟轉型的合作夥伴關係、綠色供應鏈公私夥伴關係及企業的環境責任；亦將藉由此平台來建構亞太區域的供應鏈邁向「綠化」，並建構一個支持的體系以達成綠色供應鏈的管理，作為APEC整體供應鏈與價值鏈連結的重要一環。
中國於APEC推動綠色供應鏈的政策實與其國內產業發展政策相連結，從十二五規劃開始，到習李政權所推動的各項國家與產業發展政策中，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之協調即是相當重要的工作項目。2013年11月舉行的第18屆三中全會中提及：「現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型態將注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設，重視環保為基礎的產業發展。中國將從稅制著手，調整消費稅徵收範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汙染產品納入徵收範圍，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革」。2014年3月18日中國商務部所揭示的年度工作計畫，也將著力於「促進綠色循環消費」。
由上述可以窺知，中國在APEC中推動綠色供應鏈之動機與其國內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是緊密連結的。中國所提之綠色供應鏈結合了綠色貨品的自由流通與便捷性，以及商品的製造供給與消費產業鏈，也加入企業綠色管理的概念；除了連結亞太區域的產業利益之外，也希望擴大中國自身的產業發展利益，在區域與全球的綠色經濟相關對話平台上創造話語權。
我國身為全球與APEC的一份子，既支持永續發展，也認同綠色產業的價值鏈與供應鏈連結。基於此，我國在APEC談判54項環境商品降稅清單上予以支持，也在台紐經濟合作協議上廣列EGS降稅清單達132項，並積極參與WTO召開的環境商品協定之談判。由於我國在許多環境商品與服務產業上有一定的利基，參與區域合作與全球談判當有利於我國相關產業的出口與供應連結。
基於我國在中國及亞太區域的經貿緊密關係，政府可在APEC推動綠色產業供應鏈的架構下，構思台灣綠色產業與中國及亞太各國連結的機會，藉以整合我國產業鏈與外國連結，以增加我國綠色產業在價值鏈與供應鏈的重要角色，並拓展市場商機。例如：LED光電產業、節能技術與產品、再生能源產品與技術（如風力、太陽能等）、環保產品與技術等均是我國具有部分優勢的產業，若能將綠色產業鏈導入與全球及區域價值鏈之連結，必將突顯我國產業的優勢地位與價值。
因此，我國不僅可與中國建構綠色產業合作關係，也應該藉由APEC平台與亞太各國建立綠色供應鏈的連結與合作夥伴關係。在兩岸、區域與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完整連結下，台商始能創造更大利潤與收益，不僅有利台灣產業的發展與提升，也有利台灣民眾經濟福祉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