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通貨膨脹與失業
施建生 (2008/09/05) 《台經月刊第31卷第9期》
一、遲來的榮譽，意外的紛擾
自從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為慶祝其成立300週年而創設「經濟學諾貝爾紀念獎」(Nobel Memorial Award in Economics)以來，根據費利曼夫人(Rose D. Friedman)的記憶，其第一屆將歸誰獲得在經濟學家與經濟新聞記者之間曾有許多推測，在他們的推測名單中，薩繆森(Paul A. Samuelson)與費利曼(Milton Friedman)都是居於前二名。後來發表為挪威的費利希(Ragnar Frisch)與荷蘭的丁勃根(Jam Tinbergen)所獲，當時曾一度引起驚奇，但不久也就平息了，認為這獎第一屆歸由歐洲人所獲是很合適的。接著第二屆將為誰所獲的推測就不若往日那麼熱烈了，但薩繆森與費利曼仍列為推測名單中之前二名，結果是薩繆森獲得了。費利曼就在他的「新聞週刊」(Newsweek)的專欄中說「這獎頒贈給薩繆森是他許多年來一直從事科學工作所很應得的榮譽。」此後五年，費利曼仍被忽略了，這就使她與許多同業人士很明顯地感到其間必定還有除學術之外的因素須待考慮。這樣她就對於「誰會得獎」的問題不再關心了。當1976年11月4日她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由瑞典傳來費利曼是經濟學的得獎者的消息時，她說：「就這一意義論，我的確感到驚奇。」(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p.444~445)
這所謂其他因素是指費氏的政治上的偏向。到了1976年主持該獎之頒贈的瑞典科學院終於克服了這一難關而將此獎頒給早已應得的費利曼，這是應該對該院表示崇敬的。但是當這一消息宣布以後所引起的迴響卻是惡劣的。例如，就在這一消息宣布的同一天，就有四位過去醫學或生理學的諾貝爾獎的得獎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對該會之將此獎贈予費利曼的譴責，因為據他們所知費氏是當時智利獨裁的軍政府之「管制智利經濟之團隊的學術領袖與非正式的顧問。」說到這裡自須將當時智利的政情，以及費利曼之所以被牽涉進去的真相略加說明。
1970年由智利左翼黨派所支持的艾萊特(Salvador Allende)成為總統候選人，結果以獲得38.6%相對多數的選票而成為總統。自此以後，他即盡量設法使智利成為一共產國家，甚為蘇聯所贊賞。到了1973年9月全國發生動亂，當時的軍事領袖皮諾希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就發動政變而成為新總統，艾萊特則被暗殺（又一說是自殺）。當時智利經濟幾陷崩潰，於是有一群於1955~1964年間受美國國際發展總署之資助，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進修返國的智利青年，就建議推行巿場經濟以圖發展。 此項建議即為皮諾希特所採納，這群人士也就在政府之經濟部門居於要津。
費利曼則於1975年3月承其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之邀同赴智利參加一個由私人團體所發起的研討會。哈伯格就是早年芝加哥大學處理智利留學生事務的教授，能說流利的西班牙話，並娶了一位智利太太。在此期間費氏曾與智利總統會晤一次，並解答了一些解決智利經濟問題的對策。他在智利一共住了六天，從未擔任經濟顧問。所以，他在答覆「新聞週刊」之讀者的函中就表示：「儘管我極力反對智利的專權的政治制度，但我不認為對智利政府提出一些協助其制止通貨膨脹之專業意見是一種罪惡，正如一位醫生對智利政府提出一種協助其制止一場瘟疫之技術性的醫學上的意見不是罪惡一樣。」（同上注書，pp.397~400, pp.596~597）
但是，儘管如此，類似的反對費氏之聲仍不絕於耳，到了12月7日在瑞京斯多哥爾摩舉行諾貝爾獎授獎典禮時可謂達到了高潮。當時情勢非常緊張，以致瑞典當局給每位得獎者都配以專員跟隨左右而事防護。會場中雖經嚴密管制，但於典禮進行之中，仍有一位青年突然起立高呼「打倒資本主義！智利自由萬歲！」到了晚宴時，場外竟有三、四千人遊行抗議。這是自有諾貝爾獎舉行頒獎典禮以來所未見者。不過，當各得獎者從事受獎講演時則仍能順利進行。費利曼所講的題目為「通貨膨脹與失業」(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同上注書，pp.446~ 453）現可將其內容略加轉述如下：
費利曼、經濟學諾貝爾獎、通貨膨脹、失業、自然失業率、菲力浦曲線、經濟政策、智利軍政府、經濟理論、政治經濟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