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馬夏爾與新古典
施建生 (2015/02/20) 《台經月刊第38卷第2期》
一、自學成功的範型
我們知道，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在年輕時就喜愛數學，他的老師認為他有數學天才，所以到了要念大學的年齡，他就進入劍橋大學專攻數學。由於成績非常優異，畢業後即受母校聘為研究員兼數學講師。但不久就受到當時駐校的一群學術修養卓越的青年員生的影響，再加上他一直有為貧窮者謀幸福的素志，就開始研究形而上學和倫理學，最後到了經濟學。他曾如此描述他開始自己學習經濟學：「我體識到經濟學是始於閱讀彌爾(J. S. Mill)的書，當時我仍在劍橋教數學以維生，同時並儘量將他的學理翻譯成微分方程式。當遇到不可能這樣做時，照例就將之放棄。⋯⋯這主要的是1867~1868年時的情形。」（注1）
馬夏爾開始研究經濟學是在歷史上有利的時期。那時我們已經看到古典理論基礎的破裂，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認為由於人口增加迅速，工人所獲的實質工資必將隨之下降，但英國的實情卻非如此。彌爾對於當時流行的工資基金學說(wage fund theory)（工資是決定於資本家所提出支付的基金與工人數量相除的結果）已非常不滿，結果終於表示反對。馬克思則對古典理論的基礎做了一個新的分析，而提出革命的論調。德國的歷史學派與英國的某些受其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古典理論提出了許多保留意見。在1871年英國的傑逢斯(Jevons)與奧國的孟格(Menger)攻擊古典學派之差不多專門著重供給的理論。由古典理論所盈育出來的政策，例如自由放任，也同樣受到抨擊，認為這種對於逐漸增加的英國工廠工人之貧窮生活與工作環境的改善很少有所協助。因此，這樣的時機對於像馬夏爾這樣一位博學睿智之士的出現是完全成熟的，而使他能於1867年起到1890年間從自行辛勤的工作中提出一套供給與需要的分析的原理。
傑逢斯與馬夏爾是同時的人物。他匆促地將他自認為已將古典的價值理論摧毀了，並已建立了一種革新的經濟理論而將之公諸於世。但馬夏爾則將他的觀念與他的學生及同仁相互切磋，超過了20多年而才以「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形態將之呈現。正如凱恩斯所說：「傑逢斯看見壺中的水煮沸了，就像一個孩子那樣感到驚喜而大聲地叫喚起來。馬夏爾也看到壺中的水煮沸了，但他只是靜靜地坐下來設法去製造一部機器。」（注2）
馬夏爾建立的分析機器反映出他的性格與他賴以成長的環境。他早年的宗教信仰後來以溫和的人道主義者的方式表現出來，在他的內心激起對於貧窮者的極為深切的關心以及一種樂觀的信念，認為經濟的研究可能會提出成為改善整個社會的方案。以他的學術修養自然熟識一些偏於歷史觀點的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批評。他們反對這種觀念，認為經濟理論是一套絕對的真理，可以適用於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他在1885年就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職時，曾在就業演說中對這種論調提出反駁。他說：「那些能說只有自己才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理論並沒有什麼教條。它不是一套具體的真理，而是一部發現具體真理的機器。」（注3）
馬夏爾想要將他早年的數學訓練與他的歷史背景相結合，以建立一部研究的機器，能適用合於變動的時間。但鑒於彌爾於1848年時就草率地宣布價值理論的研究已告終了，已有了結論，馬夏爾則希望自己對於經濟學的貢獻能隨著新理論之迎合連續變動之社會的需要而成為過時的遺物。他同時也如上述知道傑逢斯對於古典的成本價值理論曾代之以一種新的理論，認為貨物的價值完全決定於需要方面的情形。他相信這種理論是完全正確的，對於這種理論他賦有創始權。馬夏爾當然也希望自己的理論是原創性的、是持續有效的，但他所求的是不但能為其他經濟學家，而且還為社會大眾，特別是其中的商人所瞭解。因此，儘管他在1870年就已開始想出他的理論之基本的數學結構，後來還發展出基礎的技術將供給與需要的分析以圓線來表示，他還是要到1890年才將它印出來，而且那時還是將其中的數學與圖表放在注釋與附錄之中，因為懼怕放入正文就會使一般大眾念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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