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中國薪資趨勢
莊朝榮 (2013/06/05) 《台經月刊第36卷第6期》
十二五規劃推動工資上漲
面臨國內外經濟環境劇變，發展內生型經濟成長模式刻不容緩。十二五規劃即著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強調從依靠投資、出口，轉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而居民收入水準的增長將是確保消費增長的基礎。由於長年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續降低，其造成原因與城鄉二元結構有密切關聯，然而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平衡發展，必須面對極大的挑戰。首要克服的是，必須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因此，致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重要發展目標。
2012年十八大公布的經濟發展目標，至2020年要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高一倍，意味著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約年平均增長7%，與經濟增長速度相同，若換算為城鄉居民工資年平均增長達12%以上。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6%，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10.7%。十二五規劃要實施收入倍增計畫，意味著中國要在五年內實現收入增加一倍，平均工資上漲的幅度將在15%以上。這也意味著十三五規劃時期，平均工資上漲的幅度，以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幅度，可能在經濟增長減速的情況下大幅放緩。
大幅調高最低基本工資
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必須照顧到低收入族群。1994年中國頒布「企業最低工資規定」，至今已近20年，但是在多數行政區域內，當地政府確定初始最低工資標準後，隨著時間推移，其提高速度明顯滯後於平均工資增速，因此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值在下降。近年來則在推動擴大內需政策下對最低工資的調幅給予較多的關注。2004年中國勞保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2008年新版的「勞動合同法」公布實施時，亦明文規定要調高最低工資。2012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年）」，主管當局擬議建立「正常工資成長機制」，穩步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並設定年成長目標為13%以上。
訂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要考慮的因素有：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當地經濟發展水準以及就業狀況等因素。近些年來中國各省市依法調高最低基本工資的行動措施，已顯著加快步伐。調整最低基本工資，一方面作為提高勞動者，特別是低所得勞動者之勞動報酬的重要手段，另方面也在於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應有之舉措。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的估算，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不再增長，隨後會進入負增長狀態，這也意味著狹義上中國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這種趨勢反映在最低工資上，則是基本標準的不斷上調。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過去五年間，全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年均增幅為12.6%。2012年，包括：北京、陝西、上海、廣東及深圳在內，共有23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且大部分省市調整幅度超過10%，部分省市調整幅度甚至高達20%以上。自2013年4月1日起，上海每月最低工資從1,450元人民幣調整為1,620元，創下全中國最高最低薪資標準，一舉刷新深圳3月起剛調高為1,600元人民幣紀錄。這是上海自1993年建立最低工資以來，連續20年上調薪資標準。2013年初繼河南、深圳、北京、浙江、廣東等地，紛紛調漲最低工資標準後，新一波的「工資上漲潮」再起，包括：上海、天津、山西、甘肅、江西等省市都從4月起調漲最低工資。今後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繼續調漲，中國國務院2012年批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制訂的「促進就業規劃」中明確指出，中國將深入推進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11~2015年，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率要大於13%。根據國務院批轉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影響工資上漲的因素
收入倍增計畫的實施意味著未來平均工資上漲。同時要扭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低收入階層收入水準必須要實現更快增長，這意味著社會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幅度將進一步擴大。除了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因素之外，生活成本上漲、勞工意識抬頭，以及勞動力短缺都是促成工資上漲的主要因素。2013年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2003年的0.479，緩步上升至2008年0.491，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隨著中國各級政府採取惠民的強而有力措施，使基尼係數從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一般將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該數據已顯示中國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緊迫性。另外，隨著中國資源價格不斷上漲，拉動轉移勞動力在城市居住、生活和交通費用的增長，因而低端勞動力價格上漲。中國自2006年以來土地和房地產價格，以及各類資源的價格的大幅上漲，導致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急劇上升，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因而迫使工資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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