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現階段國際體系變動對經貿發展之可能影響
許峻賓 (2020/01/09) 《台經月刊第43卷第1期》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發表的一份關於「亞洲權力指標」(Asia Power Index)顯示，2019年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和軍事能力不斷擴大，雖然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仍居首位，但其影響的絕對值有所下降（注1）。
自時序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霸權衰落的議題便甚囂塵上，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熱烈討論，此一議題的源起在於中國的崛起，並對美國的全球控制權產生威脅，最明顯的挑戰便在於經濟議題層面。美國政府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闡明，中國是其戰略和經濟的競爭對手（注2）。雖然川普(Donald Trump)總統自2018年開始執行對中國貿易採取加徵關稅政策，但美國政府仍不斷訴求，美國並非對中國採取圍堵(contain)政策來抑制中國的發展，而是持續嘗試與中國領導人建立建設性(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的關係（注3）。
國際體系變動與國際貿易制度的相互連結
自20世紀末期至21世紀初期，中國崛起已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尤其在1991~2010年間，中國GDP平均成長率超過16%，更奠定了中國經濟在全球及東亞區域的領導基礎。自此，美國學界便開始探討美國因應戰略的問題，更引領關於美國大戰略的辯論。其中，「戰略收縮派」(strategy retrenchment)認為美國為了確保全權的戰略地位，應該選擇戰略限制與選擇性介入的戰術，運用有限的戰略資源以維護關鍵區域的秩序，確保美國的「均勢政策」。而「深度交往派」(deep engagement)則認為美國應該延續其自1945年以來的全球深度參與戰略，繼續維護全球安全事務，並加大成本投入建構國際新秩序（注4）。
面對上述兩大派的辯論，深度交往派認為，美國不能阻止中國崛起，而應該促使中國在美國與其合作者所建立的框架中活動，從而確保在未來的世界裡，美國的國家利益都能得到確保（注5）。再將此對應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中，在歐巴馬的任期中，便在一個權力均衡的兩極體系狀態下，推動中、美兩國合作，以共同尋求解決全球問題的方案，並藉此將其他國家帶進國際體系之中，共同建立全球規範（注6），而整個的主導者仍是美國。
這也就是柯林頓總統時期讓中國加入APEC、小布希總統時期讓中國加入WTO、歐巴馬總統時期歡迎中國創建AIIB的戰略核心背景（注7）。這符合現階段多數國際關係學者期許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建議：美國不應該擔心中國的競爭，美國應該放心讓中國成立AIIB，美國可以從制度面、價值面著手，要求中國以符合全球價值與制度規範標準的方式，推動國際事務。這無異於中國在美國所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下運作（注8）。
然而，現任的美國總統川普卻認為，由於美國過去採取引導中國參與美國所創建的國際機制，並讓中國享有開發中國家的優惠待遇，以致中國快速崛起。其中，最大的問題出在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這讓中國享有開發中國家的優惠關稅待遇，也造就了美國對中國大量貿易赤字的主因，故而讓川普總統自2018年起對中國採取關稅戰，希望藉此迫使中國推動公平的貿易制度，促使美國企業返回美國本土，最終達成其「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目標。
中美競爭、全球供應鏈、貿易戰、經濟戰略、國際體系、美國優先、一帶一路、印太戰略、產業分工、WTO改革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