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史上最巨額復甦基金 歐洲聯盟韌性再展新世紀
陳碧芬 (2023/10/05) 《台經月刊第46卷第10期》
本文以歐洲整合理論之歷年研究的演進作為開端,鑒於歐盟整合是歷史獨特個案,整合過程的路徑依賴使得制度變遷緩慢前行。在遇上COVID-19危機,影響了幾乎所有的歐盟政策,歐洲理事會、歐盟執委會因應危機而展現的高效率,自2020年做出一系列計畫,特別是快速通過史上最巨額的「復甦暨韌性基金」,進而擴大為「下世代歐盟」,藉此產生偏好的改變,全新定錨發展的基本目標、向前躍進,讓歐盟運作得以調結構、展韌性,奠基永續之成長動能。
歐洲整合之研究理論,在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概念已難以解釋歐盟的不均衡發展之後,Kohler-koch & Eising (1999)提出多層次治理之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s)衍生討論,把「制度」及制度界定對於社會與特殊經濟的誘因結構,導入歐洲整合領域。蘭天(2006)、薛曉源和陳家剛(2007)研究,多層級的制度偏好形成,並以「路徑依賴」概念突顯制度化的惰性,「制度變遷既不是經常的,也不是常規的」,因為制度理論強調的交易成本說法,突顯了變遷過程需付出高昂成本,以及相應的困難。
以歐洲整合理論之歷年研究的演進作為本文的開端,有兩大構想:(1)歐洲聯盟(EuropeanUnion, EU)是全球迄今唯一持續近70年、累積整合足跡的跨國組織,且歐盟相對獨立於成員國,又具有控制成員國的能力,彼此在治理理念下進行互動、協調、相互依存,是新制度主義與歐洲化(Europeanization)因經濟議題而融合的最適案例;(2)2019年全球擴散的COVID-19危機,帶來人際互動、社會常態的被迫改變,Stella Ladi & Sarah Wolff (2021)認為,歐盟機構必須適應一種遠離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新遠距工作形式,並協調歐盟在健康危機中的反應,為歐盟長期穩定制度變遷中的重大困難,「這場危機很快就影響了幾乎所有歐盟政策」。
歐盟執委會自2020年做出的一系列計畫,尤其是當年7月通過的「復甦暨韌性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RRF),起初框列7,500億歐元作為計畫預算,已為歐盟少見的巨型計畫,爾後追加編列經費、並發行債券籌資,制定1.1兆歐元的多年期財政預算框架(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MFF),甚至進而擴大為「下世代歐盟」計畫(Next Generation EU, NGEU),以建設為更加環保、數位轉型的未來歐盟社會。歐盟藉此產生「偏好的改變」,全新定錨發展的基本目標、向前躍進,而不僅是重啟經濟等短期策略的提出,回應了制度變遷與既有制度的折衝,及其可探討之處。
Antonina B. Engelbrekt et al. (2022)分析,COVID-19病毒自2020年封鎖了世界,並威脅摧毀20世紀中葉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全球經濟和社會結構。疫情爆發帶來的不安全局勢,各國政府,尤其是歐洲各國政府,被迫採取以前難以想像的措施,如關閉國境、隔離城市和工作場,以減緩病毒的傳播,對民眾和企業造成嚴重影響,導致孤立、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衰退,其規模是前所未有的,「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破壞是一系列嚴重危機中的另一場災難」,在許多政治問題和挑戰仍然存在下,一再考驗歐洲社會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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