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李嘉圖經濟學的興起與式微
施建生 (2010/11/05) 《台經月刊第33卷第11期》
一、新政治經濟學的建立
在1817年李嘉圖(David Ricardo)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以後簡稱「原理」）的前後，一般都稱他所提出的這套理論體系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相信這套理論的人就稱為「新學派」(New School)。當時屬於這新學派的人士很少，不同意這套理論的人則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經濟學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朋友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這套理論要想在經濟學界建立相當地位自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終於成功了，其所以致此，除了他自己的功力外，最主要的是由於他能獲得兩位摯友兼門徒的竭誠協助，一位是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另一位是麥克庫洛赫(John McCulloch, 1789~1864)。
現在我們先談談彌爾。他們兩人早於1807年就相識，由於志趣相近且常相往來，終成為摯友。此後他對李氏所發表的論著常加讚賞，並力促李氏進而寫成一本書，俾能作較完整的發揮。李氏接受他的建言勉力進行，在撰寫其間，彌爾仍常加敦促，最後李氏乃於1817年將「原理」一書寫成而出版。自此以後，彌爾即以李氏之門徒自居。他曾於致其友人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一函中表達，要成為這樣一位門徒所須具備的條件：第一，他必須完全接納大師所倡導的原理，並須與其大師的思想方法完全相同；同時他必須接受一個門徒必須經歷的一些必要的事前訓練；最後這一門徒必須畢生從事這一體系的宣導。（S. G. Checkland, The Propagation of Ricardian Economics in England, Economica, February，1949，p.46，轉引自Bain, James Mill, p.137）由此可見，彌爾認為要作此一門徒所須條件的嚴峻，也可看出其以此自許的虔誠。
彌爾不但是一位誠篤的門徒，而且還是一位懂得運用策略的學人。例如當李嘉圖想為他的「原理」出第三版時，原本要將在此期間馬爾薩斯對他「原理」所提出的各點評論作一次答復，因而想將他最近為此所作的一系列札記，作為第三版的附錄刊出，彌爾則勸其不必如此處理，因為他感到1821年是將「原理」中的思想變為信仰的良機，應該切實掌握。據李氏的自述，彌爾曾勸他「要盡量避免使我的書成為一本太具爭議性的著作，他的確建議我在第三版中不要在意各種對我的評擊。」（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 by Piero Sraff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M.H. Dob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51~1955，共有十卷，以羅馬數字標明次序，嗣後此集簡稱為Works，此處係引自Works, VIII，p.333）
同時，在另一方面，彌爾自己也在這一年寫了一本「政治經濟學初步」(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完全根據李氏著作的要旨而寫成的。他在序文中就說明這是供學校使用的書籍，他自己是沒有創見的。
接著我們可以談談麥克庫洛赫。他當時比較年輕，正在一甚具聲望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擔任編輯。他在「原理」出版後的第二年，就在該刊上寫了一篇評介的文章，對於此書甚為推崇，他說：「李嘉圖先生對政治經濟學所賴以建立的基本原理曾詳加研究。他對它所做的改進工作比其他任何作者都要多，也許亞當．斯密是唯一的例外。」（Jacob H. Hollander, David Ricardo, A Centenary Estimat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USA, 1910, p.122，轉引自Edinburgh Review, June 1815, p.60）他還說：「它是一個和諧的、一貫的和美滿的體系。」（前引Checkland文，p.47，轉引自Edinburgh Review, June, 1818, p.87）李嘉圖也向他表示「我自己的理論，經過你這支神妙的筆加以解釋以後，就顯得倍加為人信服了，……那些不能瞭解我所說的，都能非常清楚地瞭解你為我所說的。」(Works, VII,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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