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台、日許多學者的研究，過去台日的成功產業合作，除了源於兩國產業優勢互補基礎之外，產業或廠商間的共同市場目標及雙方的互信，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從近期全球經濟情勢觀察，除各方國債及寬鬆貨幣讓全球經濟持續波動外，中國產業結構轉向內需、美國製造業復甦與能源結構調整，以及東南亞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呈現初步成效，帶動其產業開始成長等等，都是影響台日產業「未來發展」的重要訊號。在這些全球經濟結構轉變趨勢下，其實雙方產業合作有著長期戰略意義，但台日產業合作的深化與擴大，除了需確立具體市場機會與目標外，廠商間的中介機制亦需進一步的突破。
台灣過去的日據背景，使台日產業在發展上有著深厚歷史淵源。早期台灣多為日本企業投資及市場標的，業者多承接日本技術作進一步發揮，這是形成東亞雁行理論上的個體基礎。而中國改革開放後，台商與日商都開始對中國投資，以台商對中國的語言溝通及文化理解，以及台灣對中國的特殊政治意義，相對於日本二戰時期在中國所留下的歷史糾結等等複雜歷史背景下，使台商在中國較日商擁有優勢，有多元的成功經驗，而日商僅仰賴技術優勢在出口方面有較佳的進展。
這樣的歷史背景，不但讓日商與台商的優勢更形差異化，而且開始呈現優勢互補的現象。日本產業具有深厚的技術能力、創造新價值能力、高品質產品及優良品牌形象，而台灣產業則善於經營與量產、促使產品普及化並擷取其價值、中小企業國際化及外銷能力。這樣的優勢互補，在中國在加入WTO、持續經濟發展的機會中發揮出來，促使台灣與日本間的產業合作比早期更為密切，同時也產生相當多元的成功案例。這些台日成功的廠商合作，從傳統產業的食品業、工具機、汽車業至高科技的半導體及光電產業都有許多的案例，而且合作模式十分多元，早已不是台商承接日商技術的單一模式而已。
在台日業者彼此的互信方面，一般都認為這是基於日據時代的文化情感及語言因素，不過從個案中發現業者的持續投入及合作成功經驗，持續加強了彼此的互信程度。首先，台灣業者在承接日本技術的同時，也同時理解日本產業界的品質水準、管理語言，這降低了彼此溝通上的瓶頸；第二，台灣許多產業界在精進製造水準的同時，也開始服膺日本製造的精實管理理念，台商的積極落實，甚至讓日商欽佩，拉近了台日廠商間的距離；第三，許多台商與研究機構，發現到與日商的優勢互補，可以共同面對新機會，更開始有系統地培養與日本業者溝通的專業人才與組織。換言之，雙方的「互信」，其實也是建立在過去合作的經驗、持續的投入與關係經營上。
從長期的發展脈絡觀察，「雁行理論」確實可詮釋東亞各經濟體產業結構變遷的現象。40多年來，東亞地區的輕工業、石化、紡織及機械，以至於當前資通訊等等主流技術典範的產業結構轉移，幾乎就是以日本為雁首，四小龍為雁身，而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為雁尾，各國的產業結構依序轉變與演進。不過，自本世紀初，這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雁行隊伍，開始被打散，原本的雁首與雁身，多積極地嘗試到中國尋求投資與發展機會，出口中間財到中國，讓原有的雁行架構呈現上下游的垂直關係。然而金融海嘯後，中國的經濟發展能耐逐漸成熟，在勞動成本逐漸上升的情境下，這「垂直關係」似乎又將要開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此時，必須回歸到一般發展策略的基本原則：尋求與中國產業的「差異化」。簡單地說，合作建立差異化能耐，可能是原居於雁首與雁身的台日產業所應該共同形成的新戰略觀點。
自日本安倍首相接任以來，雖然倡議日幣貶值企圖協助日本產業的出口競爭力，但若日本產業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未解，貶值所帶來的出口競爭力改善將無法維持。根據日本中小企業廳的調查，發現日幣的維持高檔，日本大型企業在國際市場尋找新供應商，大幅影響中衛體系下的中小企業，因為日本中小企業本來就相對保守，缺乏國際觀及國際化經驗，日幣升值讓中小企業感受到國際化的必要。另外，由於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工業化社會影響，許多具技術深度的中小企業開始浮現傳承與繼承問題。這兩個結構性問題，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未能解決，在高度動盪的國際經濟情勢下，日本產業的出口競爭力，依然會有高度的風險。其中，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化及技術傳承需求問題，係台日兩國產業優勢互補的一環，可藉雙方產業合作獲得紓解。
從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發展的版圖觀察，明顯地東亞新興國家就是當前重要的市場機會，而且這些市場機會並非僅止於最終的消費市場而已，這些地區亦展現產業發展動能，其上游的中間財與製造服務也浮現出顯著地商機。從出口競爭力觀察，中國加入WTO迄今，不但台日在中國相對具優勢的領域多在上游中間財，而且除了部分電子零組件領域外，兩國的領域並未重疊，特別是日商偏向設備及系統產品，而台商則在於零組件。在技術能耐方面，依照兩國在美國所獲得的專利來看，台日整體在電資光通、機電運輸兩個領域的能耐，其實存在互補相乘的能量，如果能夠結合，其實對於未來幾年資通訊朝服務化及機電資通的技術融合新興機會，也有著共同的發展利基。
綜合以上，從長期發展脈絡及當前市場機會觀察，的確存在著台日產業共同發展的機會，兩國的優勢互補及歷來的互信，也提供了台日產業進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礎。若期待當前的機會能夠真正實現，除了既有台日廠商的合作可繼續深化外，其他未曾合作的部分，則不能僅以當前政府出資及公益協會為主的中介組織，而是必須有系統地擴大中介組織規模，並且朝引進投資誘因的機制調整，才有機會落實台日合作差異化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