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如何籌措戰費
施建生 (2006/07/06) 《台經月刊第29卷第7期》
1936年以後，世界風雲就日趨緊張。德國已從廢墟中復興起來了。不，不僅如此，而且已成為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可是，當時妥協空氣卻非常濃厚。凱恩斯面對這種局勢，已到了忍無可忍，乃終於參加了當時的外交辯論，主張重整軍備，團結一致，制裁侵略。
到了1939年9月3日，大戰終於又再爆發了，這樣就把英國拖回到二十五年前的境地。不過，這次卻與上一次不同，大家都覺得希特勒是要予以打擊的。因此上次大戰還有許多人反戰，例如過去我們已提到過的凱恩斯那群布魯姆斯勃萊的朋友就是如此。這次大戰大家都覺得除了投降之外只有起而應戰。當英國領導的責任落在邱吉爾身上，而由他以戰鬥的言詞來說明英國作戰主旨時，大家都一致認為這正就是自己所要說的話。
這時凱恩斯應該做些什麼呢？是否仍想要領導一個類似上次大戰財政部中之「A」司的機構呢？是否仍想將過去的同僚重行集合起來去完成其過去所未完成的工作呢？沒有，他沒有這樣想。因為過去的僚屬現在都已主持了財政部的大計，而且都已有了他們自己的意見。同時，他自己也不是一個健康的人。那麼，他想做些什麼呢？他想做的是要多為國王學院分擔一些財務上的事務，多為經濟學系教些課，多為「經濟學報」撰寫一些論著。這樣就可以調出許多可用之才去直接擔任戰時的工作。同時，他認為關於一般可以任其在書齋中進行的設計工作，他還是相宜的。只要有此需要，他都不會推辭。所以，在戰爭爆發以後的幾個月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劍橋，每週只是在當中的幾天抽暇到倫敦去居留二三夜。
當時他所注意的，無疑的，是戰時經濟問題。他與財政部的主要負責人經常保持通信關係，提出許多意見。到了1940年2月，他出版一本小冊子，名為「如何籌措戰費」(How to Pay for theWar)（刊於JMK, IX, pp.367~439）。這本書在理論上與實際上都很重要。過去一般對於他的「一般理論」之批評都認為它只討論當總合需要不足時的情形，並沒有談到當總合需要過多時的情況。現在這本小冊子就彌補了這一缺陷。
關於戰時經濟的討論，一般都集中於通貨膨脹這一問題上。正如凱恩斯自己所說，他對於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關於通貨膨脹問題的討論都曾有深切的體識。當時大家對於這一問題之討論所習用的詞語與他現在對這一問題之討論所用的可謂迥然不同。可是，到了1940年時，不論一般人對他所提出的實際解決的辦法贊成與否，對於他的分析方法則都表示接受。因此，他的確有權宣布他在兩次大戰之間所完成的理論分析，已改變了經濟學家對於通貨膨脹問題的看法。他們早已不再認為通貨膨脹主要的只是一種鈔票發行過多的現象，或者銀行信用過分膨脹的現象。陳舊的學說依然有這樣一種意見，認為預算上的赤字只要能以「自願出借」(voluntary lending)的方式而籌得的，那就不會發生通貨膨脹的危機。凱恩斯則認為出借的自願性並不能作為判斷的標準。這是他的中心論據。他認為不管通貨膨脹的程度如何龐大，政府總是可以找到自願的出資者。這種借款行為並不足以保證通貨膨脹不會發生，而且，相反的，通貨膨脹正是它的後果。在凱恩斯看來，只要借款的數量超過了一般人在物價不漲的情形之下所願出借的數量，就可以發生通貨膨脹。只要政府的借款超過那個數量，物價就會上漲。所以，在通貨膨脹過程中，貨幣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
以當時的情形看來，在物價水準不變的情況之下，未來所能肇成之自願儲蓄顯然是無法填補稅收與支出的缺口，因而凱恩斯就建議在自願儲蓄之外應輔以「強制儲蓄」(compulsory saving)或他所稱的「延期支付」(deferred pay)，即現在不付，戰後再付的意思。(JMK, X, p.379)在全民參戰的號召之下，人人都須對戰事有所貢獻，勞工階級自然不能例外。因此，政府對勞工階級自亦應有所課徵。凱恩斯亦同意所得最低階層的消費者不應減少，但他指出如果產量能如預期的增加，那麼就是工資率不變，工人每週可獲之全部工資所得亦必增加。這時如果物價不漲，這就無異他們可購得較多物品以事消費。這種消費的增加自有違全民參戰人人都須盡力的原則。既然如此，政府自可將之以推行所得稅的方法徵收過來。但這種措施自會引起工人的不滿，而提出增加工資率的要求。這時凱恩斯認為如能採取他的「延期支付」的辦法就可解決這種困窘。因為工人們經過解釋以後，明瞭這種課徵只是一種「延期支付」而已。現在為了應付戰爭固然不能得到，但將來戰事結束後還是可以收回的。這樣他們自然就會取得他們的諒解，減低反對的情緒而會逐漸接受了。
經過了這樣一段倡議後，他還發覺他的這種辦法實際上是推行社會政策的一種方策(JMK, XXII, p.218)。在他看來，戰時聽由通貨膨脹演變下去的結果，受益者是資產階級，受害者則為勞工階級。因為在通貨膨脹之下，物價上漲了，資本家的利潤增多了，他們自有餘力去購買戰時發行的公債。一旦戰爭結束，這些公債就成為他們新增財產的一部分。至於一般工人則除了忍受支付高物價的痛苦之外，一無所獲。現在若採行他的強制儲蓄或延期支付的辦法，則戰後為償付他們的這種「儲蓄」而須發行公債時，這些公債的實際持有人就是一般工人了。由此可見，他的這種辦法經過戰時經濟運作的結果，就使社會中之財產所有權的分配比較平均了。這不正就是一般社會改革家所要達成的目的嗎？我們知道，凱恩斯自己就是一位熱誠的社會改革者，這就無怪他對自己這一戰時財政的措施是如何的贊賞而望能付諸實施了。的確，在他的心目中，戰時財政問題在理論上只有三種解決的方法，一為他自己所提的辦法，一為課徵足夠賦稅，一為聽任通貨膨脹。課徵足夠的賦稅以應戰局是不切實際的，辦不到的。聽任通貨膨脹則極其危險，後果堪慮。此外還有一種他認為「虛偽的補救辦法」(pseudo-remedy)，這就是廣泛的推行物品配給制度與物價管制。這種辦法推行以後，必定引起物品缺乏與購物長龍之普遍。凱氏極其反對，因為這是人力上之無謂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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