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悶」經濟下政府財政的困境
莊朝榮 (2014/01/07) 《台經月刊第37卷第1期》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消長
從經濟觀點而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一直是促進經濟成長最有效的宏觀調控工具。在1930年代大蕭條之前，主流經濟學深信市場自我修正的能力，但大蕭條的發生使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躍為主流。凱恩斯財政政策有效擊退大蕭條，致使在1970年代之前成為主流。但19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經濟成長停滯且通膨當道，凱恩斯財政政策遂成無用武之地。
在1970~2008年期間，貨幣政策萬能論主導全球經濟，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為避免發生大蕭條，G20聯合各國大舉擴張財政支出，並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終於讓全球經濟步上復甦之路，由於許多國家政府財政擴張過巨，尤其是歐元區國家債台高築，導致爆發歐債危機。2011年後財政政策退場，為了提振經濟復甦力道，降低失業率，歐美日陸續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截至目前，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確實透過股市與房市上漲，刺激民間消費與建築投資成長，但對降低失業率的成效則不顯著；日本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促使日圓貶值，激勵出口，但進口因成本增加反而快速成長，導致貿易赤字；歐元區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使近期經濟復甦略有起色，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日本野村證券總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辜朝明指出，在1980年以前貿易是自由的，資本流動則受管制，外匯市場以跟國際貿易直接相關的交易為主。因此，貿易出超國貨幣傾向升值，貿易逆差國貨幣則傾向貶值，但從1980年以後，所有主要經濟體大規模開放資本市場，在很多情況下扭轉了資本流大致跟隨貿易流這種因果關係。資本流經常製造出可能引發動盪的貿易流，現今大規模的跨國資本流動不但加劇全球貿易失衡，同時還使各國難以個別施行貨幣政策，目前資本已可自由流動，外匯市場充斥以跨國套利為目標的資金流，促使資金從低利率國家流向高利率國家，有助平衡貿易收支的功能不復存在。資金流亦削弱各國央行調控國內景氣的能力，央行升息以求內需降溫，反而招來更多投資資金流入；降息以求刺激國內投資，反而會導致投資資金外流。因此，在資產泡沫破滅過後，民間部門多以減債為主，民間投資意願不高，降息以刺激投資的貨幣政策會失效，有賴擴大公共建設的財政政策才能振衰起敝。
公共投資支出與振興經濟之關係
反觀國內，政府財政常年赤字的結果，除了政府債務扶搖直上外，在近年來已出現政府預算編列捉襟見肘的情況，許多社會福利支出排擠了與民生相關的經濟發展支出。而政府公共投資也接連四年負成長，無法替補民間投資的不足，也因此無法為扮演振興當前經濟應有的角色。在當前貨幣政策已難有發揮的餘地之情況下，要促進經濟成長唯有從擴張財政政策著手。
2001~2012年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實質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之關係可以看出，在經濟不景氣的2001年，經濟成長率為-1.65%，民營企業投資負成長22.98%，而政府公共投資亦負成長9.22%，政府公共投資不能適度擴張，以挽救陷於衰退的經濟（表1）。同樣地2003年發生SARS時期，民間投資低迷，而政府公共投資亦負成長4.47%，在在顯示政府公共投資功能應該發揮而未能發揮，而錯失提振經濟的機會。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2009年民間投資大幅衰退18.15%，政府公共投資大幅成長15.94%，雖然經濟衰退1.81%，但若沒有大量政府公共投資挹注，經濟可能衰退更嚴重。近兩年來，民間投資不振，而政府公共投資也跟著減少，要期待經濟有所表現，是難上加難。
財政赤字、政府債務、公共投資、經濟成長、年金改革、社會福利支出、舉債限制、失業率、貨幣政策、債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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