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經濟嚴重的衰退，國際貿易更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見的負成長，台灣由於與各主要國家經貿關係密切，在這波風暴中也受到波及，2009年前三季進出口數據均呈現兩位數的衰退，失業人口在一年內爆增30萬人，在出口數據重挫及民間消費、投資均呈現疲弱的影響下，雖然我政府積極透過財政支出及貨幣政策予以刺激，但仍無法有效拉抬整體經濟頹勢。根據本院所估計，2009全年經濟將較2008年衰退2.89%，若此一預測數據成真，台灣將呈現近60年來最差的經濟表現，而背後的成因與影響，更值得我們深切檢討與思考。
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曾說：「跌倒了，不必急著站起來，四周找找看，有什麼可以撿的，再站起來」面對低迷的經濟數據，我國朝野固然可以歸因於外部大環境景氣使然，待國際經貿情勢回穩，台灣經濟就可望回到原先的經濟水準與成長軌道。但我們認為，我國各界所需要的，不應當只是金融海嘯風波平息後，我國經濟便可自然恢復並走出停滯的樂觀期待，而更應該要嚴肅面對國際經貿新的格局與挑戰，檢視台灣產業發展現況，重新定位台灣整體經貿政策之發展走向，方能有效運用資源，協助台灣經濟再度啟航。
分析台灣產業經濟在這波金融海嘯中所曝露的問題，首要為我國出口產品結構過於集中。以2008年為例，我國出口產品中電機設備及零件占了三分之一，光學照相儀器則接近20%，亦即超過半數出口依賴資通訊產品，其他產品如塑膠製品、機械用具、有機化學、鋼鐵及人造纖維等，占出口比重均低於10%。當面臨國際金融海嘯衝擊全球時，高度集中於資通訊的產品及產業，無法因應外部環境的快速改變，當各國企業及民眾樽節支出並調整結構，增加基本需求而減少科技產品消費時，頓使我國出口受到嚴重的衝擊。
除了產品項目集中外，我國產業另一個問題為欠缺品牌及關鍵技術，以2008年台、日、韓三國對中國之出口為例，當年度日圓共升值了23.1%，韓圜則貶值31.5%，新台幣匯率變動幅度則介於日韓間貶值了2.2%，若依傳統看法認為貨幣升值幅度愈高者，其出口應會愈受到不利影響，但實際數據卻無法支持此項觀點，升值幅度最大的日本對中國出口成長了12.5%，貨幣貶值超過三成的韓國成長了7.8%，而台灣則僅增加了2.3%。此一結果說明了台灣出口產品，在正常情況下雖可與日、韓企業一較高下，但在金融海嘯影響下，高所得者因其價格敏感程度低和品牌忠誠度高而選擇了日系商品，低所得者則選擇了知名度中等但低價的韓國商品，台灣產品則因為欠缺品牌形象及技術，使得出口表現受到影響。
在產業政策方面，同樣面臨金融海嘯的衝擊，各主要國家振興方案雖不乏基於短期刺激考量者，如美國、日本、中國都投入鉅額資金於基礎建設項目，但就長遠角度觀察，各國也都依循其政策願景，調配資源積極投入於產業調整與發展上，例如美國將大量資源用於科技創新、教育醫療及經濟效率上，期待透過對「軟實力」的投資，重新塑造美國在人力資源及科技水準上的國際領先地位；而日本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將醫療照護及觀光旅遊列為重點項目，在製造業方面則提出「製造業白皮書」，建議日本推出精簡功能之低價產品，以搶攻逐日崛起的新興市場。
相較於美、日等先進國家，中國由於仍處於工業化階段，自身需求仍有待滿足，因此中國政府將許多基礎且傳統的製造業列為重點振興項目，鼓勵企業經由合併擴大經濟規模，並透過政策補貼以達其刺激產品銷售，增加需求的目的；韓國雖然經濟規模尚不及美、日、中，但由民間組織的「新成長動力企劃團」主導產業發展走向，就「成功可能性」、「外溢效果」及「解決經濟及社會問題」三項準則，篩選出六大領域之22個新成長動力事業，期望這些事業的總產值能在2018年時提高五倍，達到576兆韓元，創造近8,000億美元的出口，並增加226萬個就業機會。
借鏡其他國家經驗，檢視我國產業面臨的問題，解決產業發展面臨問題是我國當前必要的工作，但並不是短期內投入大筆資金用於設立專業園區，或引進創立幾個指標性個案就可以達成，產業結構問題形成並非一朝一夕，其調整也將會是漫長的挑戰，誠如孟子所言之「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產業發展必須建立明確的政策願景、設定科學化的產業選取準則、培訓足夠的人力資源，加上一定時日的貫徹執行方能產生效果。由於產業政策涉及層面甚廣，並非簡短文字可加以通盤說明，我們僅對金融海嘯後台灣產業再出發的願景與方向，提出以下幾點看法供國內各界參考。
首先，在產業發展願景方面，觀察各主要國家所提政策，各國政府有其個別的政策主軸，再將此一願景具體細分至產業項目，例如美國著重人力資源及科技創新、日本重視趨勢及潮流的因應、中國強調內需發展所需產業，韓國則強化其科技成果之生活應用。反觀我國雖羅列出生物科技、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綠色能源、文化創意及精緻農業等六大新興產業，這六項產業分開來看都有其推動的理由，但若整體觀察，這六大產業是依循何種政策願景而產生？彼此間是否具有互補效益？抑或有資源重覆問題？這些疑點目前尚無法由有限資料充分了解，也使六大產業如何「由樹成林」進而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的效果將受到考驗。
其次，新產業發展必須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加以配合，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自然必須以國際化的思考加以應對，其中人才國際化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政策目標，人才來源除了本土培育外，引進外國人才也是重要管道之一，除了補充部分產業專業人力不足的問題外，外國人才帶來的國際觀及不同思維，亦可提高國內高階人才競爭力。但目前我國除了低階勞力外，在國外人才吸引的成果並不顯著，相較於鄰近國家如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的人才爭取行動，我政府相關部會及政策似稍嫌保守，政府雖有保護國內就業的考量，但換個角度思考，引進優質外國人才，縱然可能在短期內排擠了部分國內白領工作者的機會，但若能帶動國內企業或企業內部門的有效發展，創造更多中低階層民眾就業，將對台灣經濟產生更大的貢獻，對此，我國實有必要重新檢視現有人力資源政策，以因應國際化的挑戰。
最後，產業發展必須有需求面的配合，方能產生有效供給，我國因內需有限，外部市場開拓與商機穩定便顯得至關重要，以目前與中國洽簽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例，雖然因其具備自由貿易協定之內涵，有利於我方在中國市場與日韓等主要對手國產品的競爭，也減少與東協各國之間因關稅而造成的價格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岸經貿終究只是我全球經貿架構的一環，對中出口也僅占台灣整體出口的一部分，台灣產品不只在中國面臨挑戰，也必須有效回應全球化及區域整合的競爭，我國產業若單以中國內需為目標市場，不思升高格局至國際化發展，不僅無法建立全球競爭實力，長期也自限於地區性供給者角色。因此，政府如何在ECFA外兼顧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僅透過外部機會提供產業全球布局的發展誘因，也減少因市場集中於少數區域，而讓台灣產業再度面臨市場單一所帶來的風險，這將是金融海嘯後，我國產業發展願景中另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