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中日韓峰會機制之演變
廖舜右 (2012/06/12) 《台經月刊第35卷第6期》
中日韓峰會機制綜述
「中日韓峰會」機制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三國在東協十加三框架內的互動。1999年11月於菲律賓舉行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領袖會議期間，時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日本首相小淵惠三(Keizo Obuchi)、韓國總統金大中(Kim Dae-jung)舉行早餐會，並就區域政治與經濟重大議題交換意見。自此，中日韓三國領袖，每年出席十加三等領袖系列會議期間皆舉行此一會議，進而啟動了三國在十加三框架內的合作。時至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際，三國於日本福岡(Fukuoka)舉行首次十加三框架外領袖峰會，進一步商討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共同研議因應之道。其意義即在於，中日韓作為亞洲三個主要的經濟體，其經貿影響力自不在話下，但由於政治因素與歷史遺緒的制約，長期推遲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立；是以，「中日韓峰會」的出現不僅將重塑東北亞的政經結構，對東亞區域整合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由亞太格局與架構的角度而言，更可能牽動美中全球權力均衡的對峙（注1）。
「中日韓峰會」最初並非針對特定議題設立之獨立機制，而是以「早餐會」方式依附於東協加三框架下，目的在提供三國領袖交換意見之溝通平台。然而，隨著對話內容與議題範疇持續擴大，該機制逐漸成為中日韓三國協商經貿與安全合作的重要場域，並於2008年正式獨立於東協加三架構而運作，其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注2）。
（一）東協加三架構內的合作
1999年11月，中日韓領袖於東協舉行十加三領袖會議期間，以早餐會的形式就區域重大議題進行對話，正式啟動三國在十加三框架內的合作進程。2000年11月，三國領袖再次舉行早餐會，除就加強中日韓之間和三國與東協的合作達成許多共識，並決定在十加三框架內定期舉行會晤。2003年舉行的第五次「中日韓領袖會議」中，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日韓領袖共同簽署並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國合作聯合宣言」，首次就三國合作發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確三國合作的原則和領域，並決定成立由三國外長參與的「三方委員會」(Three-Party Committee)，負責協調並規劃三國合作內容（注3）。
2004年中日韓第六次領袖會議中，三國領袖進一步通過「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為全面推進各領域合作做出了具體規劃。然而，2005年第七次三國領袖會晤因故推遲，直到2007年1月才又在菲律賓宿霧恢復舉行，會議發表「聯合新聞聲明」，向外界傳遞三國致力於互信、友好與合作的政治意願。同年11月，第八次「中日韓領袖會議」在新加坡舉行，確定三國合作的一系列具體項目，包括：制訂三國合作行動計畫、組建網絡秘書處(Trilateral Cooperation Cyber Secretariat, TCCS)、進行非洲政策對話、加強可再生能源與新能源科技合作、保持FTA聯合研究框架，以及在海上搜救、奧運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合作等。此外，中日韓領袖原則同意在三國不定期輪流召開三國領袖會議，以及2008年在日本舉行三國外長會議（注4）。
綜觀上述1999年迄2007年的發展脈絡，「中日韓領袖會議」的定位日益明確，討論重點也從過去對區域政經事務觀點的交流，逐漸聚焦於三國經濟與貿易合作—特別是FTA，以及災害防救、能源、反恐等非傳統安全的討論，並研議組建網絡秘書處。由此可見，該機制確實有助於培養中日韓三國合作之習慣，而在共同因應國際情勢變遷的需求下，該機制組織功能的強化亦反映出其重要性與影響力的實質提升。
（二）東協加三架構外的整合
2008年6月，中日韓外長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原先決定9月在日本舉行「中日韓峰會」，但由於日本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9月突然辭職，會議被迫推遲。同年12月，首次十加三框架外的「中日韓峰會」在日本福岡舉行，由中國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和韓國總統李明博共同出席會議。有別於過去透過參與國際會議所進行的領袖會晤，此次峰會是第一次脫離其他會議而單獨舉行，而適逢全球金融海嘯爆發與北韓重啟核子設施等重大事件，更讓此次「中日韓峰會」備受國際關注。會議簽署並發表「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清楚定義三國合作的原則為公開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差異，目標則是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夥伴關係，並致力於區域的和平、繁榮與永續發展（注5）。此外，會議還通過「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國災害管理聯合聲明」和「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計畫」，以作為中日韓三國在因應國際金融危機、災害防救以及推動合作計畫時之依據；其中，「中日韓合作行動計畫（草案）」更確立「中日韓峰會」相關周邊組織之定位與功能，有助於完善此一峰會機制以鞏固三國合作之進程（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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