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東亞產業政策的市場思維
呂曜志 (2010/05/05) 《台經月刊第33卷第5期》
金融海嘯後暴露產業結構問題
產業經濟學、市場行銷學裡有所謂「資產定型化」(Asset Specificity)理論，意思是說當把為了執行某種特定生產活動所投入的要素抽離出來，配置到另外一個生產活動，其邊際產出或其他用來衡量效率的指標表現往往較差。這就如同男女長期交往而最終分手時，其過去所累積的習慣與默契，往往造成下一段交往上磨合的困難，因此每當舊的關係結束而新的關係開始時，因為資產定型化的影響而產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與效率犧牲，往往龐大而不可忽略。
產業政策也是如此，當一國的產業政策長期引導該國產業朝某種方向發展後，則每當全球市場環境發生巨變時，也會產生途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而難以扭轉的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調整產業結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因此小型開放經濟體往往面臨必須同時兼顧「選擇與聚焦」，但又必須保持一定的彈性以因應市場變局的挑戰。
在東亞國家中，存在這種資產定型化與途徑依賴的例子很多，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暴露出來。這些資產定型化的現象可以發生在市場結構、產業鏈位階、甚至是產品定位、工藝精神與國家形象。
我們可以舉台灣與日本為例。兩國長期以來以歐美國家為主要目標市場，不同之處在於日本以品牌與產業鏈垂直整合為發展型態，生產強調複雜功能與精湛工藝的產品；而台灣則以代工與產業鏈水平切入為發展型態，生產強調快速反應與功能彈性的產品。在金融海嘯重創歐美消費市場後，日本面臨了主力市場需求遽減的直接衝擊，如何調整其產品定位與供應鏈體系，生產出功能適用而不複雜的優質平價產品，成為其主要的課題；反之台灣則在引伸性需求市場受到影響之下，必須重新思考發展新興市場品牌產品的策略，以擺脫過去為國際大廠代工的途徑依賴。
因此，我們對於未來目標市場的設定，往往會影響未來資源的配置、生產活動的類型、企業組織精神與型態，甚至是政府組織架構。因應金融海嘯後全球市場環境的改變，對於產業政策制訂者而言，是複雜且艱鉅的挑戰；本文的主軸，也因此將圍繞在全球市場趨勢改變如何影響各國產業政策的思考。
全球市場的洗牌變化
要討論全球市場是否產生結構性變化，從總體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先釐清全球市場的地區結構是否已經呈現黃金交叉？也就是說西方消費霸權是不是已經逐漸消失，而新興市場國家消費力對產業指導的話語權是否提高？
從總量來講，上述的假設顯然尚未成立，西方消費霸權短期內仍難以動搖。以美國與歐盟27為例，兩地區的民間消費總量在2008年達到199,675.1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高達32.9%，遠遠超過金磚四國的消費總和。IMF指出，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14年中國每人GDP也只能接近美國的19%，因此即便中國GDP的總量將不斷接近美國，且中國GDP年度增量占全球GDP年度總增量的比重也將上升，但就每人GDP以及邊際消費傾向而言，中國仍很難轉變成為美國以及歐洲式的消費市場型態（圖1）。因此當有跨國企業認為歐美市場在金融海嘯後將不再是市場上的重點，而欲移轉其既定的產品結構與市場行銷策略至新興市場，便會犯下忽略市場絕對規模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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