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APEC高峰會及對東亞經濟合作的影響
于迎麗（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 (2009/11/05) 《台經月刊第32卷第11期》
理性看待APEC的作用
APEC誕生於經濟全球化的洪流，為促進亞太各國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推動經濟技術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在APEC成立的前15年，平均關稅已降低三分之二，即從1989年的17%，降低到2004年的5.5%。自成立以來，APEC經濟體GDP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7%，而非成員體只有5%（注1）。直到今日，APEC仍然是唯一包括美、中、俄、日等經濟大國、對話層級高達領袖級別的區域組織。因此，在金融危機影響持續，經濟前景不甚明朗的情況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如果能夠促使各成員經濟體達成共識，幫助各成員推動國內需求，尋找新的增長引擎，將會有助於全球經濟的恢復，並為危機後的增長機遇做好準備。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對APEC的作用只能保持謹慎樂觀。
實際上，早在2008年秘魯—利馬峰會上，APEC領導人就重點討論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各成員承諾保持密切協作，採取全面行動應對危機，並強調要放棄貿易保護主義（注2）。然而，事實證明，這些承諾並不能夠完全落實，尤其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問題上。美國的經濟刺激法案中包括了「購買美國貨」的條款，由該法案支援的公共工程通常只能使用美國產的鋼鐵和其他製成品。其他一些國家也執行了類似「購買國貨」的政策，設置了變相的貿易壁壘。
從另一方面看，APEC的地位和作用一直以來受到了幾個方面的削弱。首先是來自眾多的次區域和雙邊FTA的影響。APEC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無所作為，部門自願提前自由化的失敗嚴重挫傷了各成員推進APEC進程的積極性。愈來愈多的成員把注意力轉向次區域和雙邊的自由貿易安排上，並湧現出了以東盟為中心的眾多自由貿易區。雖然APEC的領導人宣言和部長會議聲明都對亞太地區的FTAs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在自由貿易區對APEC進程，尤其是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的影響這一問題上，APEC內部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支持的觀點認為自由貿易區的制度化實踐可以有效加強APEC成員之間合作的深度，在處理一些敏感領域的問題上積累成功的經驗，從而間接地促進APEC制度化進程的發展和茂物目標的實現。反對的觀點則認為自貿區固有的排他性和歧視性，會對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產生消極影響，並削弱APEC的凝聚力（注3）。
其次，APEC的非正式性也制約了該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前澳大利亞外長埃文斯對亞太經合組織有一個非常形容的表述，他指稱APEC是「缺少1個名詞的4個形容詞」(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four adjectives in search for a noun)，意指該組織名稱的4個英文詞“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都是形容詞，獨缺一個主體名詞，比如論壇、會議或組織等，暗喻該組織性質不確定（注4）。除此之外，APEC的工作方式是定期召開不同級別的官方會議，然而會議結果對成員國都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APEC採取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的方式，在集體制定的共同目標指導下，APEC成員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做出努力。因此，APEC的執行主要靠領導人的承諾，實行「單邊行動計畫」。這種方式充分考慮了自願的原則，但是往往收效有限。
近幾年來，APEC開始涉及政治安全議題，這也使得該組織定位日益模糊化，並妨礙了在經濟層面上進一步機制化的可能（注5）。1995年的大阪會議，美國就曾有意把安全議題提上議程，將亞太經合會的功能擴及安全問題，意圖建立亞太地區的集體安全機制，但是被中國等國家拒絕了。2001年第9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行的時候，「911」事件剛結束6個星期，因此，大會在會議結束的時候發表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反恐聲明」，作為對受傷的美國的聲援。此後，隨著美國反恐行動逐漸展開，反恐成為2002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會以及後來的幾屆峰會的主要議題。不僅如此，2005年的韓國釜山會議開始討論禽流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2007年的悉尼峰會討論了氣候變化和清潔發展問題，2008年的秘魯—利馬峰會則廣泛涉獵了世界經濟金融形勢、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區域經濟一體化、氣候變化、防災減災、企業社會責任等議題。至此，APEC峰會已經幾乎變成了一個什麼都能裝的大筐了。
APEC高峰會、貿易投資自由化、東亞共同體、FTA發展、區域整合、貿易保護主義、領導人外交、機制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永續成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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