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變．辨．辯】東亞經濟整合下——初探日本國家經濟戰略之整合並構思台灣因應方向
陳東瀛 (2006/02/06) 《台經月刊第29卷第2期》
東亞地區以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FTA）為主的區域經濟整合正在急速開展，被排除在整合潮流之外的國家，恐因通商成本（注1）偏高而欠缺吸引廠商落腳設廠之經濟誘因，而產生「產業國際分工」與「群聚區位條件」的結構性變化，甚至因而面臨產業外移所導致的空洞化與邊緣化危機。
按照上述假說，若以日本與中國為例子來看，日、中在雙邊貿易上具有互補性，且根據產業比較利益的分析，也可觀察到兩者具備未來進行整合的基本條件，因此日本若與中國簽訂FTA，則可以壓低通商成本，進而避免廠商過度外移，如果再適時透過產業政策主導資源的重新分配，集中投向比較利益高的新興產業，應該可以克服空洞化與邊緣化所帶來的負面經濟效應。
台灣本來應該遵循上述的經濟邏輯，透過改善國內產業結構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惟仍受制於中國策略性封鎖而窒礙難行。綜觀目前東亞經濟整合情勢，正以東京、北京、新加坡為主要軸點，分別構成數條主要地緣經濟軸線，就台灣的處境而言，目前切入【東京—北京】（日中韓）連線的條件尚且不足，也面臨【東京—新加坡】（日台東協）連線的進入障礙，加上台灣廠商在海外投資與生產據點大多向中國傾斜的情形下，現階段對外經濟整合的「地緣方向」被迫拉向【北京—香港】連線靠攏，CEPA也因而成為中國以政治邏輯操控經濟邏輯，來框鎖台灣的有效手段。
在中國經濟崛起加上東亞經濟整合的雙重影響下，台灣同樣面臨「產業國際分工」與「群聚區位條件」的結構性變化（注2）。雖然台灣現有產業結構尚有因應空間，但由於對外整合的地緣方向面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內在矛盾，邊緣化（此語應該修正為“被封鎖化”）危機呼之欲出。而政經之間的矛盾，係肇因於以往政策結果後續發展之偶然、以及經濟邏輯之必然。若僅從內部因素來看，基本上可歸納出兩個遠因：
（一）無意之中，政府過去數年的產業升級相關政策，著重於既有製品與製程的升級，但是後續新興產業或接班產業之建構速度、以及既有優勢產業殺手級應用開發速度，難以追趕上既有製品與製程技術的外移速度，空洞化壓力因而呈現，這使得台灣在全球生產鏈中的深度與定位難以持續強化、只能維持現況；也正因此，降低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的FTA，遂成為政策上避免廠商外移或吸引廠商落腳設廠的「反邊緣化」重要手段之一。
（二）以往，政策上對於廠商投資中國採取政經分離的放任態度，台灣廠商的大舉投資，塑造出中國經濟崛起的部分條件，之後則隨著兩岸貿易量擴增導致對中國市場依存度不斷上升，反而有效推升了中國運用CEPA框鎖台灣的槓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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