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亞太貿易秩序的崩解與重整——兼論川普時期下台灣的機運與挑戰
邱奕宏 (2017/04/20) 《台經月刊第40卷第4期》
全球貿易的結構轉型與減速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在2016年9月將該年全球貿易成長率從原本的2.8%下修到1.7%後，宣告這是15年來首次全球貿易的成長落後於世界經濟成長（注1）。根據世界銀行最近一期的「全球貿易展望」(Global Trade Watch, 2017)指出：「全球貿易成長在2016年持續五年的減緩，這是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的貿易表現」。
該報告也說明，美國川普總統的保護主義傾向、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川普威脅將在美國課徵邊境稅等舉措，以及歐洲和美國的政策不確定因素，都將對全球貿易造成隱憂（注2）。
若說2008年以前是經濟全球化自1990年代快速發展的高峰，同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則是象徵著此願景的破滅；而2016年發生的重大國際政經事件，如英國的脫歐決定及川普的當選，都是宣告著國際政經發展軌跡已逐漸從先前經濟全球化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換軌到各國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高漲的重大警訊，也隱含著許多國家對當今國際政經體制的不信任與期待幻滅。
亞太地區在本世紀初期逐漸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要角，並是當今與未來全球經濟成長最為快速與蓬勃的區域，特別是貿易更被許多亞太國家視為是國家的經濟生存命脈。儘管亞太貿易秩序的發展在過去十餘年間有迅速的進展，但2017年年初美國總統川普做出撤出TPP的決定，不僅為亞太貿易秩序投下一顆巨大的震撼彈，更為未來亞太貿易的發展投注諸多不確定因素。
本文從亞太貿易秩序的演變出發，探討美國在形塑亞太貿易秩序的角色，分析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意涵與對亞太貿易秩序的衝擊，並研析前途多舛之TPP的可能命運與中國對亞太貿易秩序的影響，最後將探討在地緣政經變動下台灣的機運與挑戰。
亞太貿易秩序的競合與變遷
1989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的成立，可說是後冷戰時期亞太貿易秩序發展的重大里程碑。儘管APEC不具備決議強制力的特點，但卻是在後冷戰時期正視面對亞太各國政經體制與發展等巨大差異，而最能兼容並蓄、涵蓋成員最廣，也證明是最能促進亞太地區經貿合作溝通與交流的重要區域組織。
更重要的是，APEC的成立象徵著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欲透過對諸如該區域經濟組織的籌建，來插手、影響及形塑亞太地區的貿易規則與秩序。儘管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作為世界的首強，但是對外事務上卻是採行多邊主義的做法，企圖透過爭取盟國的支持與合作，再經由國際組織的運作與背書，來實踐與伸張其國家利益。換言之，透過對盟國與國際組織的運作來營造對美國有利的國際環境之多邊主義途徑，遂成為1990年代美國外交與對外經貿政策的主軸。
於是APEC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為華盛頓參與、影響、干預與形塑亞太貿易秩序的重要場合，也成為力阻亞洲各國建立排拒美國的亞洲貿易秩序的工具。對當時美國而言，最大的利益是在全球層次建立彰顯美國價值與伸張美國利益的全球貿易規則，而不希望各區域建立排他（排美）的區域經貿體系，亦自然不希望亞洲國家建立以該區域國家為主體的區域經貿組織。因此，亞洲強調亞太區域主義(Asia-Pacific Regionalism)遂成為華盛頓在採取全球多邊主義的方針下，抑制排美的亞洲區域經貿整合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理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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