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解析後ECFA時代的台日產業合作機會
王睦鈞 (2012/12/10) 《台經月刊第35卷第12期》
過去分析東亞區域的經濟發展變化，往往採取雁行產業發展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認為日本為領頭雁，其次為亞洲四小龍，後續為東協與中國。但是，日本經產省在2001年通商白皮書中已指出，日本東亞經濟龍頭的時代已經結束，東亞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日益加深，中國是未來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亞洲將步入大競爭時代。簡言之，東亞經濟的發展，已由日本主導，轉變成依各國產業發展策略，而形成的專業分工模式。而基於台日雙方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50年來企業的互動與發展，台日商策略聯盟已被確認為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的關鍵策略之一。2011年兩岸簽署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生效後，更是打開台日合作的大門，不僅日商對台投資件數與投資金額持續增加，更促成雙方合作樣態的多元性。
然而，對於台日進行產業合作的理由論述大多過於抽象，例如：日商進入中國市場不易施展、台灣在日本、美國、中國人脈廣布，商機掌握容易，接觸面廣等。本文將以雙方合作動機為分析起點，並由出口結構、產業關聯效果與投資等面向，提出具體事證，分析台灣與日本在共同面對中國市場需求上，具備高度的互補內涵與合作機會。
台日合作動機
首先由日本近20年的經濟表現來分析其尋求國際合作對象的動機（表1）。綜合來看，數據大致呈現三項事實：(1)日本GDP持續衰退，近十年較九○年代經濟平均衰退58%；(2)日本是以家計消費來推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數據顯示家計消費占GDP比重持續成長，但成長率則呈現衰退，顯示日本內需市場成長動力有所不足；(3)出口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顯示國際市場對日本經濟成長愈發關鍵，然而日圓長期升值的結果，促使日本相當需要國際合作對象的奧援，以消除日圓升值所帶來的成本壓力。
表1 1990~2011年日本長期經濟數據
另一方面，由日本出口區域結構的轉變（表2），則顯示出口結構已由已開發國家市場逐漸轉向新興市場，其中又以發展中亞洲（附注）為主力。日本對已開發國家市場出口占比，近五年幾乎均呈衰退趨勢，其中以G7衰退最大，幅度近20%。反觀新興市場的出口占比，近五年呈現增長趨勢，發展中亞洲更已超越G7與亞洲四小龍，成為日本主要出口區域。
表2 2002~2011年日本出口區域結構變化
其次，再由台灣的產業結構來分析台灣尋求國際合作對象的動機。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表3），2009年我國製造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約62.69%，服務業則為22.8%。從經濟成長貢獻度來看，製造業實為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因素。
表3 2005~2009年台灣經濟結構數據
然而，觀察20年來台灣附加價值的變化，與美國、德國、日本、瑞士等先進國仍維持約10%的差距，顯示我國製造業財富創造程度不若上述等國。究其原因在於我國過去「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銜接「二次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引導產業「往供應鏈上游走」的升級模式，導致目前製造業國內生產和出口集中在「中間財」，因而影響製造業的差異化競爭優勢與附加價值率。
以近年在國際間知名度大增的HTC為例，進一步比較品牌價值與營運表現可以看出均落後給APPLE與三星，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缺乏智慧型手機的關鍵零組件，如基頻晶片、石英元件等，國內廠商的供應近幾於零。此外我國亦欠缺關鍵性材料與高階設備，整體而言則是欠缺有深度的工業基礎。由智慧型手機產業個案，更顯示出強化基礎實力與研發能耐，確實是提升產業競爭力與附加價值的關鍵。
另一方面，由我國出口區域結構的轉變（表4），顯示出口結構與日本相同，由已開發國家市場逐漸轉向新興市場，發展中亞洲同為出口主力。台灣對已開發國家市場出口占比，近五年幾乎均呈衰退趨勢，其中又以G7衰退最大，幅度達21.27%。反觀新興市場的出口占比，近五年呈現增長趨勢，發展中亞洲更已超越G7與亞洲四小龍，成為我國主要出口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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