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凱恩斯後期在劍橋的服務
施建生 (2005/10/05) 《台經月刊第28卷第10期》
從1919年起，凱恩斯就不再像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以全部時間都為劍橋而獻身，他只能在開學期間利用每週的週末到校服務，通常都是星期六、星期日與星期一這三天。三天的時間雖短，但他所完成的工作卻很多，現可分四方面來說明，以示他的貢獻。
第一是課務的肩負。他每年只開一門課，每週只講一次，分八次完成。所講的內容都以他自己研究的問題為主，故在開始一、二年，這一門課程即稱為「和約的經濟層面」(Economic Aspects of the Peace Treaty)，自1922年起則改稱「貨幣學」(Money)。這門課名義上是為大學本部三年級開的，而且限於其中成績優異者，但同時也有一些年青教員與研究生參加。他講解的程序大致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理論，第二部分則討論實際問題。其中所涉及的大都是他自己的見解，有時這些見解只是他一時的創意，並沒有成熟，所以很希望班上聽眾能多加批評。因此，如從這方面看，他開課的目的不是專在傳播知識，而是還想增進知識的成長。由而也可以說，他之所以要開課，一部分固然是想對學生在學業上有所幫助，但另一部分也是想要對自己在研究上能獲致進展。實際上，他畢生最主要的著作為「貨幣改革論」「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以及「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都是這樣完成的。
第二是輔導工作的推進。按照劍橋的成規，每位教員除了擔任課務外，還須負起對學生輔導(super-vision)的責任。這就是一般所謂導師(tutor)制的推行。凱恩斯對於自己輔導的學生選擇很嚴，必須是國王學院中之成績優異者，每年人數以七、八人為限。這些學生每二週須繳論文一篇，然後定時分二批與他聚晤而加以討論。論文的題目則可從他事前所指定的中擇一而述之，字數以二千字為度。這些題目大都為當前重大問題之政策性的探討。每次聚晤都在他院內的工作室中舉行，以會談方式進行之。他對這些論文通常都不加修改，而只是提出一些意見，希望大家能參與評論。但發言必須切題而有意義，不可胡言亂語。
第三是政治經濟學討論會的主持。凱恩斯早在1909年肩負國王學院教職的伊始，則自行從全校各學院中選擇最優秀的、最有發展潛力的十二、三位主修經濟的大學本部生組織一個「政治經濟學討論會」(Political Economy Club)，年輕的教員則不論是否為經濟學家如有興趣都可參加。這一討論會規定在每週一的晚上舉行，每次須有論文提出，撰寫者十之八九都是學生。每一參加者必須在會中就所提出之論文內容發表意見，其先後次序則由抽籤決定。如果當時凱恩斯有訪客，尤其是遠途前來的，他必會邀他們亦來參加。最後則由凱恩斯作一結論。所以，這是一種獨出心裁的培養人才的方法。過去在他到財政部任職前，都一直舉行，因而頗為著名，一般就將之簡稱為「凱恩斯討論會」(Keynes' Club)。現在他於1919年回校再任教職了，亦就立即將之恢復，每週仍在週一的晚上舉行。一般地說，自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凱恩斯就是通過這一討論會認識了所有劍橋培養的優秀經濟學家，且對他們發揮深遠的影響。現可舉二位當時曾參加過這一集會的學人的回憶以明概況。第一位是羅賓森(E. A. G. Robinson)，他說以他自己的經驗論，他之參加這一集會一方面感到非常興奮，但另一方面亦感到非常惶恐。興奮的是藉此可以親聆凱恩斯，許多教員以及所有與會同學對於世界上重大問題的分析，可以受到許多啟發。但惶恐的則有二種情形，一種是如果自己是論文的報告人，則怕自己的心血結晶也許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無地自容。另一種是如果自己不是論文的撰寫者，則又怕屆時會遇到對所提論文之題旨罔無所知，而自己又必須對之加以評論，真不知從何說起。但是，他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在凱恩斯面前是不可胡言亂語的，這樣對於自己為學的態度也就會日益嚴謹了。(E. A. G.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in R.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St Mastin Press, New York, 1964, p.42)
凱恩斯、劍橋大學、貨幣學、經濟政策、討論會、經濟學報、國王學院、財務管理、應用經濟學、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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