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利用低碳減排與空氣品質協同效應，建設應對霧霾的亞洲低碳共同體
于宏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副所長、研究員）、毛舒悅（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實習研究員） (2014/05/07) 《台經月刊第37卷第5期》
新世紀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經進入資源密集型工業化社會，傳統的南北關係和資源環境體系受到嚴重衝擊。伴隨著美歐日經濟復甦、新興發展中國家持續增長和能源需求供給矛盾失衡現象，傳統能源危機的直接後果是西方國家的傳統主導受到挑戰。由於世界探明石油儲備只能滿40年的消費需求，而天然氣儲備也只能夠滿足60年的消費需求，因此在傳統能源領域，全球面臨著零合困境。
為了應對環境汙染和氣候變化，更加清潔和低碳的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的增長熱點，中國、歐洲、美國和日本都在綜合、高效、環保地利用傳統能源的同時，因地制宜，大力開發核能、水力、風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從而實現了環保、氣候和經濟的多贏發展。鑑於能源氣候問題和霧霾問題的協同效應，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必然逐步向適應於低碳和清潔要求的方向，透過區域低碳合作模式實現霧霾治理和可持續發展。
氣候變遷和空氣汙染的協同效應
環境有效性指氣候政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改善環境的程度。氣候政策的根本目標是降低氣候變化對人類的負面影響，因此環境有效性是最基本的評價準則。如果某一氣候政策相比其他政策，可以更好的實現環境目標，那麼這一政策便具有較高的環境有效性。儘管氣候政策的直接目標是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但往往會帶來附加的環境收益，因此在評價氣候政策的環境有效性時，要綜合考慮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直接收益以及附加的間接受益。比如Burtraw等(2001)的研究表明美國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可以降低傳統空氣汙染物的排放，25美元的碳稅可以帶來12~14美元的附加環境收益；並且，這些附加收益是局部的和近期的，而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收益是全球的和長期的。
首先，氣候變化與空氣汙染治理的協同表現在兩者解決過程中都應強調「誰汙染、誰治理、誰付費」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在交通汙染問題上更應該如此。根據北京環保局的資料，北京的交通汙染占大氣PM2.5汙染的22%以上（注1）。北京近500多萬輛的私人汽車是主要的汙染源，排放大量的汙染物和二氧化碳。雖然油品獲得升級能夠減少相關的汙染，但在高級別油品生產過程比中低級油品還是增加了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車的使用產生了許多「外溢成本」─為方便汽車出行，城市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資到道路建設以及停車場的建設中。汽車廢氣汙染的排放不僅影響到駕車人員的身體健康，更對多數不駕車的人造成健康危害。因此，在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都需要從源頭治理與末端治理結合。
中國通過實施管理減排、結構減排和工程減排等三大措施，主要汙染物減排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環境管理政策措施在提高資源能源效率和經濟效益、控制國內環境汙染、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帶來了「多贏」的效果，體現在多個層面。在機動車廢氣汙染治理方面，中國近年來在相關標準政策上取得重要進展。2008年3月1日起實施機動車國IV排放標準，各種鼓勵措施都是建立在節能環保基礎上的。這些政策的實施不但有助於改善城市空氣環境品質，同時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
其次，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都受到全球能源結構調整的影響，能源結構的調整為國際發展的趨勢。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也是從原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將煤炭降低到現在20~30%的地位。煤炭消費下降主要是考慮到環境問題、市場因素和公眾身體健康的因素。中國正積極地調整能源結構，降低煤炭的消費比例，同時加大對風能、生質能等綠色能源的使用。
在「十二五」初期，中國國家發改委制定了能源總量控制的方案，在2015年煤炭的消費總量占總能耗的65%以下。然而，由於能源消費總量的設計問題和缺乏強大的助推力，進展效果不彰，煤炭的消費估計很難降低到65%以下。在國務院提出「大氣汙染防制行動計畫」中，也提出對煤炭總量實行控制，要制定中長期的煤炭總量控制方案，實行責任制，到2017年煤炭的消費量要在總能耗中從68%下降到65%。在應對大氣汙染與應對氣候變化時，中國政府分別都提出煤炭消費比例65%的目標。從實施的力度和可能完成的情況來分析，顯然治理大氣汙染的行動計畫之65%目標更為迫切，採取的措施更為嚴厲，制定的激勵方法也更加有效。因此，大氣汙染治理的最終效果有助於節能目標的實現和二氧化碳強度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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