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凱恩斯的政治立場
施建生 (2005/08/05) 《台經月刊第28卷第8期》
在本刊上期中，我曾在「凱恩斯人生道途上的一大轉折」一文中指出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生活上已發生了一個頗大的轉折。這就是他不再像戰前那樣專心致志地在劍橋從事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工作，而要同時再事社會輿論的營造，以影響國政與世局的發展，期能對人群福祉之增進有所獻替。但要使今後生活能順暢展開，則經濟基礎的建立自非常重要，所以他不久就參與一些金融界的投資活動，而且還獲得相當豐富的成果，這在上文中也已略作交待。現在我們可進而看看他又如何參與輿論的形成。
簡單地說，他之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是於1921年春經常為孟徹斯特導報(Manchesta Guardian)撰寫時論而開始的。到了1922年，他還為該報編了一套共為十二期的商務副刊(Commercial Supplements)，這套附件是以「歐洲重建」(Reconstruc-tion in Europe)為題，由他另請專家就其金融、工業、貿易與勞工等方面的情況加以分析。其中有幾篇是由他自己寫的，其他各篇也由其作一導論，作為引介。發行以來，頗受各界重視。
到了1923年以後，他的這類文章就轉移到「民族」週刊(Nation)發表。這是一個自由黨的刊物。在這裡，我們不妨先說明他與自由黨的關係。他早在劍橋攻讀時就已參與該黨在校內的一些活動，後來在大選季節，他也曾為自由黨站台。實際上，以他的習性與信仰論，他一生可以說都像他父母一樣是一位自由黨的黨員，不論在名義上是否具有這種黨籍。在1920年代後期，他曾希望自由黨能與工黨協議，產生一個共同政綱以與保守黨對抗。到1930年代自由黨的聲勢已經衰落，工黨已成為第一反對黨，於1929年且曾擊敗保守黨而組閣，但為時短暫，到1931年大選時又告失敗且乃再成為在野黨。所以那時凱恩斯希望工黨於諦聽他的言論後，能放棄其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而成為他自己的信徒。但是，這種希望最後還是落空了。
凱恩斯非常反對保守黨，雖然在某些性格上他與保守黨頗為相近。例如，他對於本國的固有制度都很重視，認為須加維護。再如對中產階級所賦有的道德修養也非常推崇，認為這些道德就是他們今天享受的優良事物之所由產生的根源。同時，他深信在政治上由知識分子領導是必要的，認為這是國政賴以穩步推進的憑藉。不待言，他也是非常熱愛他的國家。
但是，除了這些性格之外，凱恩斯還具有一些其他特性，就與保守黨格格不入了。例如，他對於社會罪惡的存在與各種災難的產生都很關切，認為政府要對之有所措施。所以，他是一位十足的進步份子，是一位熱誠的社會改革者。他相信通過周密的思考，再輔以堅決的決心是可以將事辦得更好的。他對任何方式的阻擾都深惡痛絕，他常常說採取行動所冒的風險要比不採任何行動所冒的小得多。他認為上層分子的過度審慎是國家的一大負債。近年來國家遭遇到許多危困，他總是不時提出一些補救之道，而且從不自以為是，堅持己見。如有正當的反對理由，無不虛心接受，而將建議予以修正。但是，事實上卻非如此，這些年來，未見保守黨有任何正當理由之提出，而只是一味的阻擾，結果一事無成，使整個國家陷於無可救藥的自滿境界。這樣很自然地就會使他對保守黨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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