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貨幣改革論
施建生 (2005/09/05) 《台經月刊第28卷第9期》
在1920年代開始，凱恩斯在學術上的主要工作是要將他早年所撰的院士論文「概率論」(Treatise on Probility)加以修改而出版，以示他在劍橋攻讀數學的成績。接著就順應當時一般對於凡爾賽和約所產生的效果仍很關心，他也就針對這一問題寫了一本「和約的修改」(A Revision of the Treaty)於1922年出版，以示其對於德國賠款問題的一些新見解。到了1923年，他的興趣就轉移到國內金融問題的探討。
我們知道，金本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通行的貨幣制度。經過這種制度的運用，英國固能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就是國際經濟亦得以建立起一種平滑而圓滿的關係。但是，由於大戰的掀起，這種制度亦隨著烽煙的瀰漫而消失了。不過，人大都是念舊的，更何況舊的又是這樣一種美滿的制度呢？因此，大家都很想於戰後立即將之恢復。真的，如果英國工黨能在二世紀最初二十五年組織政府，它恐怕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諱而竟主張不恢復金本位，因為當時就是一般社會主義者也都認為這是一種優良的幣制。以當時英國一般輿情論，大家對於金本位都有一股說不出的熱愛。但是，凱恩斯的看法則不如此，他在1922年為孟徹斯特導報所編的「歐洲重建」中就曾寫了一些文章表達此種歧見。後來就將這些文章略加修正與發揮而出了一本「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他就這樣單槍匹馬地想要將這一復甦中的金本位的生機扼殺掉。
與「和平的經濟後果」不同，「貨幣改革論」的敘述是和緩的、迂迴的、平淡的。在開始時並不能使人看到其中將會提出一個新穎的建議，而只是分析不固定之幣制的缺點。他說：「通貨膨脹是不公正的，通貨緊縮並不合宜，在這二者之中，我們如果將德國型的過度通貨膨脹擱置不論，那麼通貨緊縮的弊病恐怕要比通貨膨脹大。因為在今天這樣一個貧困的世界裡，由失業而產生的弊害自將大過於因使食利者失望而產生的弊害。不過，我們並沒有權衡二害之輕重加以取捨的必要。二者都應力加防止。在今天這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裡，由於它是依賴每個投資者去從事儲蓄，依賴每個雇主去從事生產，那麼，很顯然的，是需有一種穩定的價值，作為測度的標準。不然是無法使其發揮效率，乃至無法使其繼續存在下去的。」(JMK, IV, p.36)
該書中央的一部分是閱讀人數最多的一段。其對於一般大學教授的用處更為宏大。因其最適於採作教科書，凱恩斯在其中將劍橋學派的貨幣理論之要點簡明提出，貨幣的價值是由二種力量互相影響而決定的，第一是中央銀行究竟決定創造多少信用，第二是社會大眾究竟要保留多少通貨或銀行存款在身邊，以應日常購置之所需。前者研討的人多，後者注意的人少。凱恩斯認為貨幣數量學說只有在長期才能生效，「可是，這種長期對於當前事務的解決卻沒有引導的作用。因為在長期間我們都已死亡了。經濟學家將自己的任務設定得太輕鬆了，太無用了，如果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季節，他們只能告訴我們當這一風暴過去很久以後，海洋就會再度恢復平靜的。」(JMK, IV,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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