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瞭望】APEC架構下之電子化政府與反貪腐初探
黃暖婷 (2015/11/20) 《台經月刊第38卷第11期》
由經貿角度言之，貪腐必然增加合法商業活動之成本，阻礙經濟與社會發展，近年來反貪腐問題廣受各國際組織注目：就全球幅度而言，2000年12月聯合國毒品及犯罪處(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成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開始研究以國際條約方式來規範並促進聯合國會員國反貪腐行為，並草擬反貪腐公約(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UNCAC，共有113個會員國簽署，12個會員國批准。而在亞太地區，APEC各會員體領袖則於2004年聖地牙哥會議發表聖地牙哥承諾(Santiago Commitment)，明白宣示將共同打擊貪腐並確保政府透明度(transparency)，並於2005年成立反貪腐及政府透明之專家工作小組(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s' Task Force)，又復於2011年轉型為反貪腐及透明化專家工作小組會議(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e Experts' Working Grouping, ACTWG)，整合聖地牙哥承諾之執行，並同時強化各經濟體在引渡、司法互助及貪汙犯罪執法上之合作。在國內層次上，近年來法務部全力推動「廉能政府」之廉能政策主軸，強化國際互助及聯繫網絡，接軌國際廉政趨勢，提升國際競爭力，而法務部廉政署亦積極參與APEC及相關次級論壇活動，分享我國廉政發展經驗，強化與各會員體在反貪腐專業領域之合作關係，更企圖進一步向APEC提供實質貢獻。
然而，我國在廉能政策上雖不乏強化國際互助及聯繫網絡的雙邊與多邊努力，但也經常由於國際空間受限，以及資源挹注上的限制，而未必總是能在APEC反貪腐工作的現有主題和方向上有精彩的發揮，因此需要藉由「跨領域合作」的思考來另闢蹊徑。有鑑於UNCAC第13條明確指出社會參與在反貪腐工作上的重要性，並特別表示確保公眾有獲得訊息之有效管道，提高決策過程之透明度，使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有助於反貪腐的社會參與，而「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不僅是近年來政府發展與研究考核單位注意的焦點，其本身對於確保公眾享有獲得訊息之直接有效管道，進而增進透明度，促進廉能政府的可能性，也在近年來廣受肯定，故本文擬藉由概述電子化政府與反貪腐之關聯，並回顧APEC架構下，與電子化政府相關之反貪腐提案，試圖為我國的APEC反貪腐參與和貢獻，指出可運用現有資源的倡議發展方向。
電子化政府與反貪腐
傳統上，行政改革、法令執行與社會影響，是反貪腐的三大途徑(Shim & Eom, 2009)，而無論是採取前述哪一種途徑，提供公民更多資訊，讓公民更有能力監督政府、增進透明度，都是重要的助力。然而，學者Bertot等(2010)亦批評：過去20年來，由於許多反貪腐倡議都與國際組織的援助行為相關，而世界銀行(1997: 35)建議「經濟改革應當作為反貪腐策略的主要支柱，因此去管制與市場的擴張，應作為反貪腐的有力工具」，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反貪腐手冊(1999: 13)申言「公部門控管的活動愈多，貪腐的機會就愈多」，使得反貪腐倡議的發起動機偏於經濟面向的解釋；與訊息和在地文化相關的部分，在實際作為上常常被視為反貪腐與開放的阻力，學者von Furstenberg (2001: 115)甚至表示「沒有權力和政治意志的改變，外力壓制下帶來的透明標準，將永遠成為難以捉摸的目標」。
學者Silcock (2001)曾定義電子化政府是「採用科技增進政府服務，以裨益公民、商業夥伴與雇員」，並認為電子化政府有能力使公部門服務現代化，整合之外並能無縫接軌，創造公部門服務的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電子化政府的發展焦點，逐漸從增進內部效能，轉移到針對顧客及其他有關方面的加值型服務(Kim et al., 2009)，而反貪腐與增進透明度也隨之逐漸成為加值型服務的基礎動力(Fountain, 2001; Brown, 1995)。Chadwick & May (2001)與Moon (2003)比較過去與現在電子化政府的網站建置，發現為了增進公信力，相較於過往，目前的電子化政府網站和系統有更多互動性的建制與服務，也提供必要的資訊與法規訊息，以能快速回覆個人需求，而在反貪腐方面，電子化政府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可大致歸類為以下四個層面(UNDP-APDIP, 2006)：
反貪腐政策、電子化政府、透明治理、APEC倡議、公共採購制度、UNCAC、公私協力、政務資訊揭露、數位治理、區域司法互助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