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薩繆森學術生涯的展開（上）
施建生 (2011/07/06) 《台經月刊第34卷第7期》
一、不能在哈佛任教的原困
薩繆森(Paul A. Samuelson, 1915~2009)曾這樣寫道：「如果薩繆森在進芝加哥大學一年級時是以一個孩子的身分誕生了，那麼，當1940年10月在他接受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聘約的那一天，就以一個成人的身分再誕生了一次。……對薩繆森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所發生的最好的事。一個孩子居留在他父親的房子裡，終究永遠是一個孩子，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就能蓋起自己的房子。」(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in My Time" in Lives of the Laureates, Thirteen Nobel Economics, ed., by 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third editon, MIT Press, MA, USA, 1995, pp.64~68)
儘管他如此說，當時經濟學界許多人士卻表示這件事的發生非常不可思議，因為薩氏在博士學位完成前就已寫出了幾篇非常卓越的論文，早就有學術界神童的聲譽，嗣後寫成的博士論文又獲得哈佛大學每年頒贈之最佳論文「威爾斯獎」(David A. Wells)，而且在此數年前已被哈佛聘為「研究人員勵進社」初級研究員(Junior Fellow, Society of Fellows)，其學術地位已超過一般博士學位持有者。以他這樣輝煌的成就，何以當時哈佛不能逕以助理教授聘請，而僅委以普通教員(instructor)的位置？這自然就引起許多揣測，其中最普通的一種，是由於薩繆森具有猶太人的背景，而哈佛就有相當的反猶偏見。這種傳說一直流行下來，到了2002年，美國肯薩斯大學教授巴納特(William A. Barnett)還在其對薩繆森作專訪時直接問過薩氏本人。巴納特告訴薩繆森，義大利裔的教授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早年試圖在哈佛謀一教職時，就受到該校經濟學系主任的阻撓，莫氏認為這位主任是反猶與排外的。巴納特問薩繆森，他當時之所以不能獲得哈佛終身教員的聘請，是否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薩繆森這樣答：「反猶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學術界是普遍存在的，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所以我那『白種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夫人與我自然也都知道，這與我在哈佛的事業發展會是一個有關的因素。但是到了1940年，潮流正在改變中。也許在我的個性中有了太多的……傲慢，使我不會逢迎那些不以學術成績來決定授予終身任期的人。」(Paul A. Samuelson and William A. Barnett, ed., 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England, 2007, p.156)從這段話中可知，薩氏也認為反猶是當時他不能獲得一個終身職位的原因。但哈佛也仍有猶太裔的教授，何以薩氏就會因此而不能在哈佛長期任教呢？他說的上一段話中也承認自己個性有點傲慢，不會逢迎那些不重視學術成績的人，這裡他所意指的就是當時的經濟學系主任彭北克(Harold Burbank)。實際上，當他到哈佛第一次去拜訪這位主任時就直率地表示：「我第一不想選讀格益(E. F. Gay)著名的（但貧乏枯燥的）經濟史，而要選秦伯林(E. H. Chamberlin)為研究所二年級開的課（秦氏是當時壟斷性競爭革命的主導者）以為替代。第二想要吸收哈佛的精華，因為第二年很可能不想在哈佛讀下去了。第三，現還沒有預先向哈佛申請想要進來從事研究所的進修，原因很簡單，現在的學生如果想要念研究所的話，隨處都可以獲得入學許可，何況是一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所獎助的學員。這自然不是立即討人喜悅的話。但是，完全沒有關係，因為彭北克在學術生活上所讚許的意態，都是我所輕蔑厭惡的。」（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 A Personal Memoir, in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vol.4，此書以後簡稱PAS，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U. S. A, 1978, pp.888~889）這樣這一長期受到關注的問題，也就得到正確的答案了。哈佛的反猶是一個因素，但薩繆森又說這種理由是太簡單了。他自己說就是由於MIT給他的聘約比較優惠。同時，他又說：「使我的離情感到比較舒暢的是，沒有人，更不是我自己，會認為我不能在經濟理論獲一教席，是因為我不夠資格。」（同上注文，PAS, vol.4, p.891）不過，話雖如此，據當時哈佛教授梅森(E. S. Mason)後來回憶，當時經濟學系許多同仁為使他仍留在哈佛，曾建議改聘他為助理教授，但投反對票的也不少，以致這一建議不能通過。(Edward S. Mason, The Harva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rom the Beginning to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82, p.430)後來哈佛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之間，至少有兩次要請他回去，但是他經過「成本與效益分析」後，還是決定留在MIT。從此以後，就如艾克斯太(Otto Eckstein)在1979年所說：「哈佛就喪失了這一代最出色的經濟學家了。」(Robert Sobel, The Worldly Economists, Free Press, New York, 1980, p.101)現在我們就看看他如何在MIT渡過其美滿人生中最璀璨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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