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凱恩斯人生道途上的一大轉折
施建生 (2005/07/05) 《台經月刊第28卷第7期》
在1919年6、7月間，凱恩斯自從經歷四年半的財政部公務生涯，特別是最後代表該部出席巴黎和會中受到一段折磨回到倫敦以後，就感到對於自己事業今後發展方向應作一次重大的決定。很顯然的，他已無心再回劍橋再像在戰前那樣專心過著平淡的辛苦的生活，每天只是與書本與學生以及少數同事為伍。這時他已感到自己已看到了一個廣闊的世界，並已習得了一種新的行業，這就是參與公共輿論的形成，以影響整個國政與世局的發展。他覺得自己已有相當的知識與經驗去達成這種任務。但是，儘管如此，他對於大學教員的生活還是非常喜愛，不願完全放棄。因此，他就想出一種兩全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仍在劍橋從事教學，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他在倫敦從事一些報酬較多的工作，使他能經常保持與公共事務接觸，俾使不時抒發意見。
於是他就與校方商洽，表示自己今後不能承負課務太重，只能在每一學期開一門課，同時亦因此願意辭去Gilder講師專職，結果校方同意了。不過校方正想借重他的長才對院方財務多所協助，要聘他為第二財務長(second bursar)，年薪一百英鎊，結果他也同意了。這樣自此以後，凱恩斯的生活重心就移到倫敦，只是在學校開學期間每週利用週末返回劍橋一次，以處理校務以及其他事務。這對一個三十多年一直以劍橋為家的人自然不能不說是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折。
今後生活方式經這樣安排以後，接著要解決是他在倫敦如何去找他意想中的工作。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經濟問題須待解決。凱恩斯沒有遺產，亦沒有任何商業關係可以利用，一切自須從頭做起。本來早在6月間就有人向他建議接任一間外國銀行之董事長的職務，年薪二千英鎊，所須處理之事務只需每週到行一天即可完成。這項建議對於一個年薪只有一、二百英鎊的大學教員，不待言，是很有誘惑力。但是經與朋友商量以後，他婉拒了。因為這一銀行所處理的是斯堪地耐亞(Scandinavia)各國的貿易事務，恐非凱恩斯所能掌握。同時一旦他參加了外國銀行則將來恐怕會喪失許多國內機構的工作機會，必須慎重。（R.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Harcourt Brace & Co., New York, 1951，嗣後此書簡稱Life，p.287）
既然如此，凱恩斯又如何自處呢？這時就不能不提到他有一位商界朋友，名為福爾克(O. T. Falk)。他當時已是一位證券經紀商，但早在1917年時，凱氏首次遇到他，為他所作的一次講演所感動，認為他的見解卓越，乃邀他參加財政部共事。後來發覺他對於通貨與外匯甚有見地，就稱他為「天然經濟學家」(nature economist)，認為他對於經濟學的造詣比一般專業經濟學家還要深厚。二人相知甚深，交情非淺，乃在1919年8月間，凱恩斯就以少量款項存入福爾克的證券公司以為保證金，而從事外幣的買賣。所以從這時起凱恩斯就是一位從事金融業務的投機者。雖然他在福氏公司中所存的款項很小，但他卻從事外幣的大量買賣，結果賺得很多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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