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費利曼對凱恩斯的評價
施建生 (2008/04/10) 《台經月刊第31卷第4期》
費利曼第一次讀到凱恩斯的著作，應該是他在1932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研究所進修的時候。當時他選修了一門由閔滋(Lloyd Mints)教授所開的貨幣理論的課，其中就指定凱恩斯1923年所寫的「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與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二書為參考讀物。一年後他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主要是為了要修習當時權威學者郝泰林(Harold Hotelling)的數理統計學。但同時也上了該校安奇爾(James Angell)教授所開的貨幣理論的課，在該課中必再讀過凱恩斯的著作。如此渡過一學年後又再回到芝加哥大學充任舒爾滋(Henry Schultz)教授的研究助理，同時亦設法完成博士學位所需經過的考試。結果順利通過，並准許他在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二校中任擇一校撰寫博士論文。在此期間，他沒有直接再讀到任何凱恩斯的著作，但亦不時從奈特(Frank Knight)、沙門斯(Henry Simons)與范納(Jacob Viner)諸教授口中，聽到他們都對凱恩斯的見解不滿的言詞。到了1935年秋天，他的研究助理的一年聘約屆滿了，由於經濟困難不能繼續留校撰寫博士論文而必須另找工作。
由於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在推行他的「新政」(New Deal)，各方面都需要人才，費利曼也就經他的摯友華萊士(Allan Wallis)的介紹到華府服務。到了1936年凱恩斯的鉅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此書以後簡稱「一般理論」）出版了，立即在美國的學術界激起熱烈的反應，尤其是哈佛大學在韓森(Alvin H. Hansen)教授的講述之下，儼然繼英國之後成為凱恩斯革命的美國基地。這對於意旨相近的早已推行的「新政」自然增強了它的理論基礎。許多人說羅斯福的「新政」是受凱恩斯的影響而掀起的，實際上是不正確的。這只要讀到凱恩斯因看到羅斯福在轟轟烈烈地推行新政而感到非常興奮，乃於1933年12月31日給他寫了一封公開信，刊載於紐約時報，對他的新政備加贊許而祝他成功這回事，就可知道羅氏之「新政」完全是他自己看到當時美國經濟情勢的惡劣而主張推行的。不過，當時華府許多官員紛紛前往哈佛，去聽韓森教授的課，則為事實。（詳情可參考拙著「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第12章，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這樣自然也就增強凱恩斯理論在華府的影響力。不但如此，正如上面所說，一場凱恩斯革命已在美國掀起，凱恩斯理論已成為當時的顯學。在這種情形之下，費利曼對於「一般理論」的要旨自然也有所領略，而且還會在無形之中受到它的影響。對於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了。這是當他在1941年開始在美國財政部服務時，要寫一篇關於「膨脹缺口」(inflationary gap)的報告，竟將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貨幣完全忽視了。這種錯誤之造成他自己就說是受了當時經濟思想上流行的凱恩斯的氣息(Keynesian temper)的影響。(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p.253, fn,2)
但他對凱恩斯之理論體系有真正深入體識的是在1946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擔任副教授以後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在1948年接受國民經濟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柏恩斯(Arthur Buns)之聘接替密契爾(Wesley C. Mitchell)，去繼續關於貨幣在經濟景氣循環中的作用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唯其如此，他乃於1953年在芝加哥大學成立「貨幣與銀行工作室」(Workshop in Money and Banking)。十年後他又從原來專教的價格理論轉教貨幣理論，這樣也就更使他一生的教學與研究永遠與貨幣理論分不開了。(Milton and Rose, Two Lucky Peopl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227~228)同時，也由於這一原因，使他更需對凱恩斯的理論體系有確切的理解。這就無怪於1983年當「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約他為紀念凱恩斯百年冥誕所作的文章中一開始就這樣寫：「幾年前當我要答覆有些對我著作的批評，認為大部分都是來自凱恩斯的觀點時，我就這樣說：撰寫這篇覆文的一種收穫就是必須對（凱恩斯）之較早的著作，特別是『一般理論』加以重讀。『一般理論』是一部偉大的書籍，立即使人感到李喬和風(Axel Leijonhufvad)所區分的『凱恩斯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Keynes)要比他另外所謂的『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質樸得多，精深得多。（上文費利曼所指的對他的批評是下列二文Don Patinkin, "Friedman on the Quantity Theory and Keynesian Economics", in Robert J. Gordon (ed),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4； Harry G. Johnso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1, p.114。同時Axel Leijonhufvad對二種經濟學之不同的討論則見於他著的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作者按）我相信凱恩斯理論正是一種簡明的，集中於少數幾個主要變數，並富有獲得成果之可能性的理論。我沒有接受它，不是基於上述的因素，而是因為我相信它已被事實所否定。它的預測沒有被經驗所證實，這種失敗顯示它沒有『真實地』將短期變化中的一些主要因素找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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