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與行動網路普及，具有低成本、快速交易、應用網路無國界特性的電子商務快速崛起。同時間，各式各樣的新興支付工具如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及行動支付等，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些新興支付工具不只應用在電子商務方面，連實體店面也開始建置處理系統、引入相關模式。前陣子極為火紅的Amazon未來實體商店影片，沒有任何一個店員、買完自動結帳的場景應用，就是高度應用網路科技與行動支付。
新興支付的廣泛應用，除為消費者帶來大量的便利性外，也替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帶來諸多好處與潛在商機。譬如，可以降低現金交易的處理成本、保障中小企業貨款收取、開發加值型服務解決帳務管理問題等，均可讓中小企業更專注於本業上的發展，同時也提供更加多元的商機應用場景。此外，不只消費者及中小企業可以從中受惠，政府也會因新興支付的發展而受益。
根據VISA委託Moody's Analytics進行的電子支付在2011~2015年對全球70個市場經濟成長影響之研究(2016)，電子支付不僅可讓一國政府建立更穩定開放的經濟環境，也會大幅縮小地下經濟規模。因為地下經濟大多為現金交易、未納入正式紀錄的經濟活動，一旦全面使用電子支付，這些地下經濟活動將會被一一記錄、無所遁形。換句話說，電子支付除可提供消費者更多金融服務外，也可降低企業的現金交易處理成本，以及保障商家貨款收取，尤有甚者，更可藉由消弭地下經濟規模從而增加政府稅收。
當前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幾乎人手一機以上，在發展電子支付模式方面，可說是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與環境。但實際推廣與應用上，步調卻明顯落後於歐美先進國家、甚至是周遭的亞洲國家。根據VISA研究(2016)指出，2015年台灣電子支付占個人消費支出比重僅為26%，而現金比重則高達七成以上，遠不如韓國的77%、香港的65%以及中國的56%。原因除與消費者支付習慣、金融環境過於便利、以及店家建置系統成本有關外，關鍵或許還是在於沒有足夠誘因機制與相關稅制配合。
以稅制為例，想要讓一般商家使用電子支付，勢必得提供一定的租稅減免誘因。因為一般商家最害怕課稅問題，當支付軌跡全被記錄，整個金流將完全被攤開在陽光底下，到時國稅局便可追本溯源查稅，這就讓很多商家卻步。因此，若沒有相關的租稅誘因，就算電子支付再方便，一般商家投入電子支付的意願還是會大幅降低。
在這方面，韓國的經驗足可作為借鏡。近年來韓國電子支付普及率大幅提升，主要就是來自政府大力支持。做法上，還是從減稅層面著手，鼓勵消費者與商家使用涵蓋傳統金融卡及信用卡等在內的新興支付工具，帶動電子交易盛行，同時針對供需雙方的差異，分別擬訂不同的租稅優惠政策。
首先，在商家部分，針對願意受理卡片及電子支付付款的店家，韓國分別自1994年及1997年起施行加值型營業稅（簡稱加值稅）與營業所得稅減免政策。除補償商家因接受電子支付所須額外負擔的成本外（如感應設備裝設與給第三方的手續費），同時也根據交易類別，針對不同項目訂定不同加值稅的折扣比率。在10%的加值稅稅率下，最高折扣比例可達2.6%，可折抵金額上限則為700萬韓元。而原先已接受電子支付的商家則提供營所稅減免，且商家金融卡及信用卡銷售額較前一年增加的部分，也能增加抵稅額。此外，為加快電子支付發展，韓國亦於2001年立法強制銷售額達一定門檻的店家，不得拒絕消費者持卡消費，也不能將手續費轉嫁給消費者。
其次，在消費者部分，針對使用信用卡及金融卡進行電子支付的民眾，韓國自1999年起就推出綜合所得稅的抵減政策，讓消費大眾（納稅義務人）可用當年度金融卡及信用卡刷卡消費額抵稅，藉此刺激消費並帶動電子支付發展。後續細部做法雖略有調整，如抵減額度及比率每年不見得一樣，但在推動電子支付的大前提下，仍維持迄今。以2015年的抵減額度為例，可用信用卡或金融卡全年消費總額作為計算基準，扣除1/4個人年所得後的一定比率算出，抵減額度上限則為300萬韓元。
從上述例子可以清楚看出，韓國政府藉由提供市場供需雙方租稅減免誘因，成功促進電子支付在韓國的發展。短期或許會對稅收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但長期而言，隨著消費者使用黏著度增加後，市場需求會改變供給行為，商家也會被動地全面使用電子支付工具，這將有助政府稅收提升。因為當交易行為都被記錄時，地下經濟規模將大幅縮水，此除可降低政府稽徵成本外，也會讓稅基擴大，進而提高政府稅收。
近來政府在面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的衝擊，每當思索要有所改變及突破時，往往會因擔心稅收可能大幅減少，而寧可維持現狀不願做出改變，也讓台灣失去很多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養雞生蛋，雖然已是老生常談，但在現今諸多的政策應用場景上，卻是非常貼切的一句描述。新興支付模式的推動，何嘗不是如此。或許在法規制度鬆綁與環境建置外，政府還是得在稅制誘因上多花點心、施點力，才有機會翻轉台灣支付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