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唯貨幣論與停滯膨脹
施建生 (2012/06/12) 《台經月刊第35卷第6期》
一、唯貨幣論的要旨
「唯貨幣論」(monetarism)是費利曼(Milton Friedman)所揭櫫的理論，它有兩個基本信條：第一、貨幣供給是決定貨幣支出之一般水準的唯一因素。其他如稅率的變動，由債款支持的公共支出，甚至私人投資與消費的支出的劇烈變動都不能產生可以預測的影響；因此，第二、為了保持經濟繁榮，在總體經濟上所需採取的唯一的政策是中央銀行公開宣布對於貨幣供給每年的成長率將經常保持一個穩定的數量，例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換句話說，貨幣供給的成長必須遵守一個固定的規則，切實推行。（Paul Samuelson, "Reflections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Monetarism", in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簡稱CSP, vol.5, The MIT Press, USA, 1986, p.765）
關於這種唯貨幣論，薩繆森(Paul Samuelson)認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對之則有不同的意見。對於這種主流的經濟學，薩氏則稱之為「後凱恩斯的經濟學」(Post-Keynesian economics)，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們基本上相信中央銀行所造成的貨幣供給變化會對以貨幣表達的國民生產毛額產生重大影響，同時看就業巿場不景氣情況，也會對實質產量與物價水準發生重大衝擊。他們這種主張與唯貨幣論之主要的差異，可從以下三項命題中明白的表達，在後凱恩斯學派看來：
（一）就是在貨幣供給保持不變的情形之下，節約的情形與消費傾向之顯著變動會對當時產量的貨幣價值產生有系統且獨立的影響，這就會影響平均價格、生產總量，或者兩者都受影響。
（二）就是在貨幣供給保持不變的情形之下，外部投資機會突然出現或投資者之振奮精神的突然興起，就會對國民生產毛額的總量發生有系統的影響。
（三）就是在貨幣供給保持不變的情形之下，公共支出的增加或者稅率的減低—甚至公共支出的增加是以賦稅的增加來支付的—也會對國民生產毛額的總額發生有系統的影響。
以上三項命題顯然是與唯貨幣論者所持的假設相悖的。（同上注）因此，「凱恩斯學派自然會責怪唯貨幣論者沒有公正地將豐富的事實表達出來。一個優秀的新古典的後凱恩斯學者自然也會有同樣的責怪。」（同上注書，p.768）
薩繆森承認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曾低估貨幣的任務與貨幣政策的功力，但他不贊同「年長的經濟學家中極少數的一些人，認為貨幣政策本身是控制現代經濟社會之總體行為的主要機制。我相信這種見解實際上是錯誤的，或者是與實情不相關的，並且還要進一步地說，就是假定貨幣政策的功力真的有這樣的誇大，我還是不相信這是妥切的社會政策可以單獨依賴工具。」(Paul Samuelson, "Reflections on Central Banking", CSP, vol.2, p.1361, The MIT Press, USA, 1966)這當然可以肯定貨幣是重要的，是可以發生作用的，但不能說貨幣是能單獨發生作用的。
另一基本上不能同意的是關於恣意制定的貨幣增加規則對於一個動態的經濟社會造成傷害。實際上，這種傷害是很巨大的，因為這無異是使它於面臨外部局勢或內部情況發生突變時不知有所因應而致陷於無窮的困境。
唯貨幣論者還認定「通貨膨脹不論在何時何地發生，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其所以發生只是由於貨幣數量的急劇增加超過了生產的總量。」(Milton Friedma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70, p.24)這就將現代通貨膨脹之起因過分簡化了，並無法對197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情況有較為完善的詮釋，現可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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