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海耶克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
施建生 (2007/01/08) 《台經月刊第30卷第1期》
1931年9月海耶克到倫敦經濟學院正式任教。那時該院正是新舊交替的時節，成立35年了，開創時期的元老都相繼退休。例如當時負責經濟部門的肯納(Edwin Cannan)教授就已於1926年退休，負責政治部門的華萊斯(Grahan Wallas)亦於1922年退休。再如經濟部門的第二號人物福克斯威爾(Herbert Foxwell)，當初以不滿馬夏爾不舉他為繼任人選而推年輕的庇古(A. C. Pigou)接替，乃憤而辭職轉到倫敦經濟學院，也在1922年告老退休了，其所授的「貨幣與銀行學」則由格勒哥利(T. E. Gregory)接替。我們知道，倫敦經濟學院是費邊社會主義者韋布所創，但其延聘人才則不拘泥於個人之政治信仰，結果是產生一種很特別的現象，其中的政治學、社會學等等部門因有許多社會主義者，經濟學部門則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闡揚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學府之一。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自由主義的精神傳統幾已絕跡，但是卻能在倫敦經濟學院留下它的命脈，這主要的是由於肯納的堅信，而培養出一些傑出的學生繼續發揚這種傳統。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羅賓斯(Lionel Robbins)，自從他於1929年負責主持經濟學系後，這種傳統也就更得以發揚。(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7, p.195)
不過，這不是說經濟部門中完全沒有社會主義者，其中是有一位，他是道爾頓(Hugh Dalton)，是劍橋庇古與凱恩斯的學生，曾於1922~ 36年間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講授財政學。但自1936年後就參與實際政治，為工黨的重要人物，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戰時內閣的閣員，後來在工黨主政期間擔任財政部部長。
以上是經濟學部門新舊交替的情形，關於政治學部門的情形，韋布也退休了，另外我想至少應該提到一點，這就是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興起。他是猶太人，比海耶克大六歲，於1922年進倫敦經濟學院任教，1926年升為教授，自此以後不但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政治學方面的台柱，而且成為世界著名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學者。許多亞非殖民地的學生都曾受業於他的門下，其中也有些中國學生。他的影響非常之大，一個最傑出的例證是印度開國時的首相尼赫魯(Jawaharlel Nehru)，他的思想完全是拉斯基的思想。其他許多新興非洲獨立國家的情形也相差不多。海耶克於他最後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的一份草稿中曾說，當他到亞洲與非洲旅行時，他發現政府中的要員都曾於1930年代與1940年代到倫敦經濟學院進修，並且大部分都曾受拉斯基的教導。到拉氏於1950年逝世時，有一份訃聞預言「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將1920年與1950年之間稱之為拉斯基時代。」(Ala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Palgrave, New York, 2001, p.56)。海耶克當然與拉斯基相識，但無好感。他認為拉斯基是一位「病態的謊言者」(patho-logical liar)，不值得認真對待的思想家。（F. A. Hayek, Hayek on Haye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82~3，此書以後簡稱HH）
現在可回來再討論1930年由羅賓斯主持經濟學部門以後的發展。首先要提出的是當他接經濟系主任時原有的只有四位教師，他們是格勒哥利、卜萊特(Arnold Plant)、潘漢(Frederic Benham)與希克斯(J. R. Hicks)。在這四位中比較出色的是卜萊特與希克斯，前者為肯南教授的學生，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者，那時已是商業教授。由於倫敦經濟學院有一個特色，這就是學生中有一大半都是半工半讀的，而且許多還在夜間部，平均年齡都比較大，他們所想學的都偏應用方面的課程，因此在經濟學家中也開了一些這一類的課程，商業教授就是在這種需要之下而產生的。上列四人之一的潘漢當時也是商業講師。卜萊特是一位很優秀的教師，培養出許多傑出的人才，下面我們就要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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