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主要緣於美國與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加上海灣油源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失衡，以及這些國家所相應增加的鉅額外匯存底。貿易失衡容易引發貿易摩擦與保護主義，近來方興未艾的「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以及在美國低利率環境下所醞釀的全球金融危機，相當程度也都跟這些國家（必須）處置外匯存底的方式密切相關。
以2007年為例，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8,154億美元，占其GDP將近6%，其中中國居首約2,562億美元，日本居次達828億美元，如果再加上台灣的120億美元與南韓的130億美元，整個東亞大致就占了美國貿易赤字的半數，而此地區逐年累積的外匯存底（準備）也已高達四兆美元，其中中國坐擁兩兆美元，日本則有一兆美元。
既然稱為失衡，意味著這種狀態可能難以無限期存在，亦即終究必須恢復平衡，而失衡與平衡之間的拉鋸與交互影響，也會左右全球經貿的趨勢與議題發展。人民幣對美元該不該升值與該升值多少？東亞的經濟是否已與美國脫鉤(decoupling)？美元獨特地位能否繼續維持國際金融體系問題？東亞的金融與匯率合作機制的倡議、甚至此波金融危機是否會降低貿易失衡？基本上都可以放在此一架構下來探討。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評估，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三大關鍵分別為，美國能否在降低財政赤字的同時讓美元平順貶值、歐洲的結構改革（主要指勞動市場）會不會有所突破，以及東亞的匯率機制（特別是人民幣）是否將更有彈性。尤其是東亞國家多以出口導向作為經濟發展政策，對外競爭關係濃厚，如無適當的匯率合作機制，勢必難以單獨承受對美元大幅升值的後果，雖然東亞各國普遍因有鉅額貿易盈餘，理當造成升值卻不易升值，且容易競相貶值的升貶值不對稱局面。
此外，在全球化（包括技術進步與貿易自由化）的推力下，東亞生產網絡或供應鏈也日漸綿密，其中中國的崛起的確扮演重要的組裝工廠角色，更與台商在中國的鉅額投資且提供管理技術有密切相關，亦即兩岸經貿其實也是東亞經濟整合的一個環節，而此一環節可能會受到全球貿易失衡與平衡這兩道力量的影響，自然值得分析與研判。
全球經濟失衡與平衡間的拉鋸
從傳統的「投資─儲蓄」貿易失衡觀點來看，國家整體對外失衡源於內部超額儲蓄或儲蓄不足，至於雙邊失衡則與兩邊技術水準、生產與產業關聯以及偏好等因素有關。
美國連年的支出成長（尤其是消費而非投資）超過其產出增加，而世界其他國家總的來講則相反，生產超過所需。配合金融面來看就成為了美國多買了商品與勞務做為消費，其他地區則多買了美國所發行、報酬不算高的國庫券與公司債等金融資產做為外匯準備。
換句話說，美國人主要提供了最終消費市場、出口機會與繁榮，其他地區則貢獻了廉價的商品、勞務與低利近乎津貼的資金作為回報。比如說，中國做為世界工廠提供了便宜產品給全球，尤其是美國，「中國價格」為美國聯準會(FED)提供了低通膨與低利率的政策環境空間（短期利率），然後一如上述，持有以美國政府公債與公司債為主的外匯存底，等於是再度融資了美國的消費與投資（長期利率），形成所謂的「美元循環」。
事實上，就是技術進步、中印等國的融入世界生產（經貿）體系，共同營造出過去十年（尤其是從2002年以來）的低通膨環境，再加上資產與債務證券化等金融衍生性商品的過度擴張，共同醞釀了此波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解決美國的貿易失衡，不可能單純靠美國自己「勒緊褲帶」（儲蓄必須增加），另須涉外的兩項合作條件或行動配合，包括：其他地區的經濟成長必須快過美國，以及各大經濟體的貨幣／匯率必須更有彈性。亦即美國的貿易赤字長期而言必定無以為繼（除非國外資金得以源源不絕而入），終須透過「實質匯率貶值」來應付此一難題，而如果無法透過國際金融體系來調整貨幣／資產的相對價格，讓各國貨幣對美元升值，則美國的物價必須下跌（亦即衰退甚至蕭條），而兩者勢必都會直接對東亞地區的出口產業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而此波全球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資產（含房地產與金融工具）價格向下調整，所預示的消費減少（比如財富效果）或儲蓄增加，相當程度也會有效降低全球貿易失衡，但前提是美國對外需求降低的幅度要高過其他地區。
對兩岸經貿的意涵與影響
如上所述，全球貿易失衡─平衡之間的爭戰，事實上已經構成判斷全球經貿情勢演變、甚至事件發生的結構性因素。而既然兩岸經貿同屬東亞區域化生產與貿易體系的一環，視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的地位也是必須的。
首先，東亞國家（日本以外）的高貿易依存度，意味著與全球經濟互賴密切，更容易在全球經濟失衡─平衡過程中受到影響。以2006年為例，中國如此龐大經濟體的貿易依存度也高達66%、南韓72%、台灣130%、新加坡更高達386%。單就出口占各國的GDP比率來說，比起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2007年平均約提高了10%左右。
其次，東亞區域化的主要原因在於必須因應全球化的龐大競爭壓力，同時受到技術進步的效率催促，並表現在區域內大量增加的中間產品與零組件的貿易，以及外人直接投資(FDI)兩大方面，尤其是在電子通訊(ICT)與汽車等產業，東亞整體則宛如一個工廠("Factory Asia")，「垂直整合」程度相當高。然而，東亞整體的最終產品市場仍以北美（與西歐）居大宗，以2006年為例，高達48.2%的產品直接銷往美國與歐洲，且如果再加上與上述出口有關的中間零組件需求，則外部需求的比例更躍升到67.5%，可見東亞要跟歐美「脫鉤」確實不易。
再者，一旦在全球經濟失衡─平衡過程中，東亞整體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持續下降，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活動也將更加密切與頻繁，加上此波金融市場危機的推波助瀾，都將對方興未艾的的東亞區域整合添加新動力。
另外，從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傳遞管道也可以看出，兩岸的經貿整合的確攸關台灣經濟前景甚深，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後的決定因素。儘管中國早在2000年就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並在2002年成為最大的貿易夥伴，2007年雙邊貿易甚至高達1,303億美元，其中台灣對中國出超706億美元，但IMF(2008)報告卻也顯示，美國經濟一旦衰退，將對台灣（另一個是新加坡）的衝擊最大，美國的經濟成長減少1%，台灣相應也將有0.6%到0.9%之間的經濟成長損失。原因除了美國與台灣彼此的貿易與金融關係密切之外，美國作為最終產品市場的間接影響，尤其是透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降低，進而波及台灣對中國的中間產品與零組件出口，此一途徑最是明顯，而且相對於2001年全球衰退主要在電子產業，預料此波影響將相當全面與嚴峻。
最後，也因為美歐市場的衰退，東亞各國包括台灣的諸多產業如果不與中國同在一生產供應鏈上，那麼與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包括先前的勞力密集產業如成衣、印刷與皮革製品等，以及近來的部分電子與資訊相關產業；而如果屬於同一生產供應鏈（如電機設備及其零件、光學儀器、塑膠及其製品、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以及有機化學品等），則可能隨著中國出口的衰退而減少需求。因此，全球經濟失衡的金融危機衍生對於兩岸經貿之衝擊將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