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凱恩斯與羅斯福
施建生 (2006/05/08) 《台經月刊第29卷第5期》
許多人認為美國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開始推行的「新政」(New Deal)受凱恩斯的影響很大，其中的經濟政策尤多以他所主張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為張本。結果在羅氏執政二任期間，經濟景況雖略有改進，但到了1937~8年間又發生了經濟衰退，足見凱恩斯的政策是不可行的。這種說法流行頗久，但經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的結果，發現這種傳說是不實的。
的確，當羅斯福總統正在轟轟烈烈推行他的新政的時候，凱恩斯就感到非常興奮。因為他認為一個有為的政府就應該如此積極地直負起她所應負的職責，以解人民之疾困。他自己亦曾向他自己的政府建議不妨將其所提的政策試加實施，以觀實效。但終未獲肯定的反應。今見美國已這樣做了，他內心感到的欣慰是可以想見的。因而他就開始寫了一篇很長文章，以「一封致總統的公開信」(A Open Letter to the President)的方式，發表於1933年12月31日的紐約時報。他說：「你已將自己成為每個國家要在現行的社會制度的結構中，以理性實驗的方法，去尋求改良我們境況之途徑的受託人。如果你失敗了，世界上理性的政策就會受到嚴重的創傷，只剩下正統與革命在摶鬥。如果你成功了，新穎的勇敢的辦法就會在各地試行，我們就可以將你接任總統職位的那一天作為一個新的經濟時代的開始。」（轉引自R. F. Harrod, The Life, p.447）
當時羅斯福負有雙重任務，這就是經濟復甦與社會改革。凱恩斯對二者都表贊同，但主張應以經濟復甦為優先。他對當時美國最重要的「全國經濟復甦促進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在經濟復甦上的貢獻不作任何判斷，只是說：「作為第一期復甦工作的主要動力，我強烈著重從政府支出中創造國民購買力的增加。這種支出的經費是從借貸而來的，不僅僅是以賦稅方法從現有所得中轉移過來的。這種辦法比任何其他辦法都要重要。」（同上註）
這封信是否曾被羅斯福看到，如已被看到，他的反應又如何？一時都不能得到答案。到了翌年春，他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的請帖，要他參加1934年6月5日該校的畢業典禮，以便頒贈他以榮譽法學博士的學位。他就這樣決定赴美一行。到了美國以後，他的當時任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的朋友傅萊福特(Felix Frank-furter)給他寫了一堆介紹信給在華府的對羅斯福新政極有影響力的朋友——當時稱他們為羅氏的智囊團。他由而也赴白宮訪問羅斯福。對於這次晤談的結果曾有不少傳說，如以羅斯福給傅萊福特的回信中看來，二人相聚甚歡，信中曾如此說：「我已與你的朋友作了一次暢敘，我非常喜歡他。」(Harrod, The Life, p.448)但當他與其內閣中唯一的女性閣員勞工部長柏克斯(Frances Perkins)復信時，則有不同的口氣：「我已見到你的朋友凱恩斯了，他留下一大堆數字，他一定是一位數學家，不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家。」那麼，凱恩斯自己對於這次訪問的反應又如何呢？他對她說：「從經濟方面說，我以為他一定知道得更多。」(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Harper Colophon Books, New York,1964, p.225~6，轉引自Robert Leckachman, The Age of Keynes, Random House, New York,1966. p.123)。由此可見二人之間的瞭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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