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韓國在20世紀末期同時被聯合國列為全球經濟發展典範，與星、港並稱「東亞四小龍」，然而在歷經過去兩年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後，台韓兩國整體經濟的表現，卻呈現大幅的差異，韓國已成為獨走的小龍。
從近期整體經濟表現來看，根據台經院的研究，台灣的GDP成長率及失業率都比韓國跌得深且復原緩慢；在產業方面，台灣的製造業及服務業不但受創都較韓國為重，且韓國的運輸工具業（包括造船及汽車）及服務業都在資訊電子重創時，有所相對擴張，進而緩和了金融海嘯對韓國整體GDP成長及失業率的衝擊。其中，最為特別的應該是韓國的觀光旅遊業，基於過去幾年在海外所累積的「韓流」粉絲存量，海嘯期間的韓圓貶值促使韓國旅遊貿易流入幅度相當大，其貢獻幅度高於我國近年積極發展觀光及中國大陸來台觀光的成績。
不僅如此，就在金融海嘯逐漸消退時，媒體報導韓國多家財團及美國西屋電器的結盟，在2009年底擊敗其他由法國、美國及日本等國所組成的團隊，獲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核能發電站建造合約，此一訊息，相對於台灣迄今在電信核心網路系統及發電系統等都仍需仰賴進口的情境，台灣在這些系統化產品的進展更相形見絀！
十年前，台、韓兩國同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典範，甚至台灣還曾在世紀初自喜於躲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短短數年內韓國何以能從亞洲金融風暴的谷底產生如此大的轉變，能夠在整體經濟成長績效、因應全球競爭變化能力及系統性產品出口上，展現較台灣更佳更為突出的績效？此一問題的解答，從韓國的角度，可能會認為與亞洲金融風暴後其所從事的改革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對台灣而言，或許必須從長期經濟發展模式與理念進行省思。亦即，到底整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只是持續一昧地追求經貿自由化，讓業者追求市場利益，還是必須同時採取積極從事創新能耐深耕及追求經濟自主的經濟發展思維而作全盤考量。對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簡要地檢視台韓兩國間的差異。
從最上位的政治體制來看，台、韓兩國的總統固然都是由全民所選出，但是相對於台灣的總統可以連任一次，政府組織30~40年無法因應政策主張作適當的調整修改，韓國卻是每位總統僅能一任，且一上任就可大幅改組政府組織。亦即，任何一位韓國總統一就職，就是以其選舉政見調整政府組織，積極施政以達成願景，不會有連任的選舉壓力與負擔。韓國的每位總統，就是為自己的政績與歷史定位負責。
接著，從經濟發展的模式來看，固然兩國在上世紀末都採快速追趕的模式作為經濟發展的起點，但是在產業結構類型的輪動與沉澱上，韓國則是逐漸在某些策略領域採「深耕」的模式經營，讓某些策略領域，例如造船、汽車、鋼鐵及資通等能夠形成持續自主創新的產業生態體系，並在這些基礎上持續擷取在全球市場發展的機會，甚至於掌握可以主導規格的契機；相對的，台灣多年來依然無法擺脫快速追趕先進國家的模式，一方面對於已經有初步基礎與發展能量的產業，終究無法抵抗業者追逐新市場投資機會而外移的需求，從早期的輕工業，到世紀初的整個NB供應鏈都是如此，一方面為了填補由於產業外移所帶來的產業空缺，只好持續以政策引導，依然追尋「新興產業」，不斷讓台灣有新生產業、幼稚產業。新生的產業，當然產業體質都不夠良好，抵抗力弱，面對全球各國產業的競爭，當然容易受到影響。
在政策規劃，亦即政策治理方面，除了源於總統更替所賦予之政府組織的彈性調整外，韓國的各項決策多係由龐大、且歷經多年所養成的幕僚體系，經過嚴謹的理論、實證分析與專家討論進行可行性、效益評估與方案選擇後，再交由有經驗的官僚體系予以具體落實。
以所觀察到的科技產業發展決策為例：在決策幕僚方面，韓國在政府體系下，除了基礎科學部分有韓國科學技術企劃評價院(KISTEP)、產業技術部分有韓國技術評價院(ITEP)，以及情報資研究院(IITA)等等整合成為研究開發情報系統外，還有KIST、KETI、ETRI等等執行科學技術評估與規劃的研究機構，甚且許多韓國的大型財團包括LG及三星電子等都有自己的產業研究與技術評價單位。
在決策評估流程方面，就以其近年所提之2015、2020等產業願景或次世代的成長策略為例，其決策的形成流程都相當具系統性且策略性，依循著經濟自主的發展原則規劃前進。首先，係以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實證分析為起點，參考產業內貿易指標、出口競爭力指標、產業生命週期及國際間產業分工情形等等指標的嚴謹分析，定位出韓國各個產業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發展位階，以及各個產業與主要競爭國家間的競爭態勢；同時，藉由產業技術專家及社經需求，釐清未來可能的機會與策略方向。最後，先由幕僚群整理出可能調整與發展的策略路徑，再提供專家會議進行討論，由決策者選擇確定。
而且，韓國這樣的政策治理能耐，即便是政權更替，任何新政權上來，也都會面對任何潛在競爭者的理性監督，亦即存在著「影子內閣」。
反觀台灣在政策治理方面的現況，不論是決策幕僚體系的規模、幕僚組織之間的競爭程度、決策幕僚的品質與經驗以及決策評估流程的嚴謹程度，台灣的決策體制均無法與韓國的現況相比擬。
經濟發展思維的轉變，將帶動發展策略與組織的轉變；決策幕僚及行政官僚的品質，則將影響後續政策是否能落實。在過去，台灣還是個開發中國家，或許「快速追趕」、「放走產業」及「發展新興產業」的發展三部曲，面對當時的冷戰時期的國際政經環境，以一個島國的資源與人力，或許足以支撐台灣的快速發展。但是，現今不僅台灣的發展水準已逼近已開發國家，而且新興國家已經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取代台灣過去的角色與地位，面對這樣全球化下的發展環境與情勢，相信未來台灣的發展，不可能同樣只取一貫的招式，而可以一路順利地面對。
以上從韓國近期發展績效，對應於其經濟發展思維、政策治理的品質，再對比於台灣現況所作的省思，期待可以作為台灣後續「改變」經濟發展規劃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