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生專欄】費利曼的戰時服務
施建生 (2007/12/10) 《台經月刊第30卷第12期》
在1941年6月，費利曼結束在威斯康辛大學的教務後，因前已允諾參加一個研究賦稅的暑期計畫，而此一計畫則在佛蒙州諾威契(Norwich, Vermont)進行，所以就直接轉到該地去了。這一計畫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蕭卜(Carl Shoup)向卡納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與公共行政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申請資助而設立的。蕭卜教授是著名的財政學家，是費利曼於國民經濟研究院服務時認識的。這一計畫是研究如何以課稅防止通貨膨脹，由蕭氏主持，並由費利曼與國民經濟研究院另一馬克女士(Ruth Mack)協助。（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8，pp.103~104，嗣後此書簡稱為Two Lucky People）。
經過一個暑期的努力，這一計畫終於完成，並提送財政部參考，後於1943年即以「以課稅防止通貨膨脹」(Taxing to Prevent Inflation)為名而出版。在這一計畫之前，費利曼從沒有參加過要利用總體經濟理論來研究的問題。這次卻要運用貨幣數量學說與當時新興的凱恩斯分析(Keynesian analysis)了。我們知道，貨幣數量學說是認為物價水準與貨幣數量密切相關，貨幣數量增加，物價水準就漲，反之亦然。當時費利曼認為這一解釋太簡單了，不足以說明事實真相，他就轉而利用早期英國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所使用的「通貨膨脹缺口」(infla-tionary gap)這一概念加以分析。根據這分白皮書所描述，所謂「通貨膨脹缺口」是：
「當充分就業存在時，如果政府要使用更多的資源，那麼人民就須減少使用。這種資源的轉移如果是政府對於資源之新增的需要正與非政府所需要的減少相等，就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因此，『通貨膨脹缺口』就是『政府支出的數量中沒有由社會另一些人減少同量的人力與物力的實質資源，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如果其間有這種『缺口』，政府也能得到實質資源的使用，但只有以漲價的方法『逼迫』人民減少這筆資源的使用。」(Milton Friedman et al, Taxing to Prevent Inflation, New York, 1943, pp.83~84，此處轉引自Leonard Silk, The Economists, Basic Books, Inc, 1976, p.57)
因此，費利曼寫道，為了防止通貨膨脹，非政府的需要必須通過賦稅的課徵減少到與政府需要增加相等的數量。（同上注書，p.57）由此可見，他在此時還不是一位唯貨幣論者(monetarist)而仍「受到當時流行的凱恩斯觀點的影響」。(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p.253, fn,2)
由於這一研究計畫費氏獲財政部邀請，隨同蕭卜進入該部服務，成為其「賦稅研究司」(Division of Tax Research)的主要經濟學者。他感到「戰爭正在國外進行，美國很可能會被捲入。在財政部服務要比回到國民經濟研究院更有意義。」(Two Lucky People, p.104)實際上，不久以後，珍珠港就於該年的12月7日受到日軍襲擊，美國也就因而正式宣布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時的華盛頓，據他的回憶，就像他上次在參與新政時期一樣，已再度成為一塊磁石，吸引許多像他這一代的學術界人士前往服務，參與國事大計的研議。他認為這前後二個時期華府的氣氛極為相似，大家都感到很興奮而樂觀。許多他在上一時期所交的朋友，或者原來就留在那邊而沒有走，有的則都回來了。他以自己論，唯一的不同是上一時期所擔任的僅是些統計學上與經濟學上的技術性的工作，這次再來華府則接觸到政府的政策擬訂與決定。這二次經驗對他以後的事業都發生宏大的影響。(Two Lucky People, 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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