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探索】從《文化貿易全球化》分析中國文化貿易政策與藝術品市場
白卿芬、鄭椀予 (2016/12/20) 《台經月刊第39卷第12期》
文化經濟學者索仕比(Throsby, D.)在經典著作《文化政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Throsby, 2010)中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帶來三種新現象：(1)「打破界線」(barriers)，如資金(capital)與勞動(labour)、國家與區域之模糊；(2)新興商品造就全球市場興起；(3)藉由對外事業體數目增加，對外化與溝通力也隨之增加。三大現象所帶來之意義，乃於透過科技力量（尤其是數位化），促使新自由經濟(neoliberal economic)廣被接受，而在自由經濟原則下，影響國內與對外間政策制定。
而全球化的腳步，也使各國愈加體認到「文化」類型新興商品與服務，對於全球經濟發展之重要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2015年年底，公布針對全球161個國家，2004~2013年全球文化貿易之調查研究結果《文化貿易全球化―文化消費之轉變》(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al Trade: a Shift in Consumption)，以作為解釋文化經濟之重要參考指標(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5)。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文化產品貿易總額達到2,128億美元（注1），幾乎是2004年貿易額的兩倍（李永群，2016）。此一數據證明了文化貿易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中國方面，最引人注意之研究成果為其自2010年開始超越美國，連續四年為世界最大文化產品輸出國（注2），到2013年中國文化輸出貿易值（601億美元）為美國（279億美元）的兩倍之多，尤其「視覺藝術和工藝品」類別更占文化產品出口之最，中國文化貿易之影響力不容小覷。
對於中國文化產品取代美國而為世界第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機構負責人Silvia Montoya認為，其主要原因為中國經濟與貿易的增長反映在文化領域（吳雲，2016）。而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則認為「文化產品比想像中走得遠」，取得如此成果乃為中國政府在策略布局上，先由「單純的文化產品走出去」，進而到「文化服務走出去」，最後再提升到「文化資本走出去」（向勇、王異虹、范穎，2014），經由文化產業及相關政策，調控管理國內市場，推動文化貿易之開展。
中國重要文化貿易政策盤點
（一）文化貿易政策四階段
中國在發展對外文化貿易政策研擬與推動上，可分為四大階段（李懷亮，2014）：
1.第一階段：涉外文化事務規劃期（2000年以前）
該階段多以交流方式主動送出產品，對文化貿易重視程度不足，對於版權、展覽、對外演出與合製，皆未有清楚政策規劃。
2.第二階段：對外文化貿易政策起步期（2000~ 2005年）
自2000年開始，中共中央將文化產業發展列為重要政策，規劃梳理文化產業概念，並進行文化統計。2005年發布「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其中明定總量規模、結構與行業分布等，以及對於進口文化產品與服務、文化主管機關等提出界定與監管範圍，同時亦界定網路遊戲、音像產品、營業演出、境外影片等進口管理辦法，從此確定文化產業進口經營許可制度與年檢制。至於如何讓文化走出去，並未受到中共中央之重視。
3.第三階段： 對外文化貿易政策推進期（2006~ 2013年）
從2006年開始，中國進入對外文化貿易政策推進期。
2006年由中國國務院頒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2009年國務院通過中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規劃」中將對外貿易視為重要一環，強調以企業為中心，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扶植能夠展現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或服務，並積極掌握對外行銷管道，以國家之力培育文化企業至境外（他國）設置研究生產發展基地，並配合當地風土民情、文化消費特點，設計適合當地消費者之文化產品。「規劃」指出，唯有如此，中華文化方為「真正走出去」，當中華文化走出去後，就能真正擴大對外文化影響力（中國國務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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